朱述古
湖南株洲刑警何松林因陷于巨额赌债，近年来纠集社会闲杂人员组成小团伙集体作案，策划并亲自参与持枪抢劫三陪小姐等20余次，涉及金额20余万元。在提审过程中，何多次表示警员待遇太差，湖南及株洲有关部门已讨论拟出台方案，提高民警待遇（见本报今日5版）。
警察违法应当依法处理，这一点无可置疑。警员待遇差应该提高，这一点也无可置疑。但是，由一名参与赌博并持枪抢劫三陪小姐的警察来“反映”警员待遇太低的问题，居然很快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采纳，这却没法不让人置疑了。
返观何松林的堕落历程不难发现，不是贫穷害了何松林，而是欲壑难填的贪欲、职业操守的缺失和法制意识的淡薄，使他一次次铤而走险。因此，何松林所说的贫穷带有很明显的诡辩和开脱罪责的嫌疑。
民警是不是属于穷人群体，可能会因各地财力不同，难以笼统作答。但可以肯定的是，警察的工资收入是有保障的；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警察收入都不会低于当地平均工资。警察付出了大量艰辛劳动，让他们收入高一点也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地方对警察管理严重失范，出现了刑警参与巨赌并牵头持枪抢劫的恶性案件，当地公安部门不首先反省自身的责任，却忙着想办法提高警察待遇，能说是从严治警、能说是对群众负责吗？
我以为，刑警参与巨赌并牵头持枪抢劫，所折射的不是警察待遇低下的问题，而是纳税人支付了公安经费，不仅自身安全未能得到保护，反而遭到警察败类威胁和侵犯的问题。因此，在刑警参与巨赌并牵头持枪抢劫的案件发生后，当地警方首先要掀起的是从严治警的风暴，而不是以此为“契机”，再一次向财政要更多的钱。网络编辑：甘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