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性的前途

　　逍遥津“从前老天给我们安排错了，现在我们自己调过来”——其实，变性手术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的神秘。

　　从医学上讲，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破坏性手术。但它既能让人重新做人，也能让人痛不欲生，这背后肩负着非比寻常的家庭、伦理、道德与社会责任。

　　很多“易性癖”患者视变性为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用外科手术来改变性别、结束痛苦生活，是不是“易性癖”人群最好的归宿呢？当那个自以为的“心理性别”真正到来了，其心理是否就能得到满足？是否便能融入到随之改变的生活团体，亦得到周围人群的接受和认可？

　　黄恩岭似乎是个成功的范例。出院时，获得“新生”的黄恩岭说，自己29岁了，29岁是一段痛苦人生经历的终结，也是新生活的开始。然而现实中，如黄恩岭一般幸运的人还太少了。变性人并不少，但见诸报端的寥寥无几，为什么？他们本身已经经历了最大的血泪痛楚，更换性别是为了平静生活，绝不是为了生出是非来。

　　变性本身却遭遇了尴尬。没有法律说禁止做变性手术，也没有法律说可以做变性手术，对于变性手术是否成功，更没有一个权威标准。

　　在这种背景下，变性成为一种显业无疑是可怕的。而那种只要能赚钱，才不管变性目的是去坐台、骗财，还是逃避追捕的行为，正昭示了技术双刃剑的另一面。

　　变性手术呼唤法治。

　　相关法律应该指定专门医院、医生做变性手术，对他们进行技术考核，合格的颁发许可证；不合格的，严厉禁止做变性手术，并且确立易性癖的治疗原则，即谁治疗，谁负责。同时设立专门的监督部门，对变性手术过程中出现的事故，有监督、调查的权利。那些在手术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易性癖患者，可以到监督部门投诉，监督部门对患者负有主持公道和保密的义务。

　　唯有如此，变性手术才能走上正途。

　　文／文武

　　（来源：逍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