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大代表提出，针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现象，刑法应增设“拖欠工资罪”。这种增设罪名的呼声已不止一次（据3月3日《新京报》）。
这种呼声可能渲染社会重刑主义氛围。重刑主义是罪刑相适应原则逆向推理的延续化，认为用重刑就可以阻止犯罪，讲究重刑止恶。但刑法威慑作用在实践中是有条件的，无论投入多大的成本，只能减少若干犯罪，而且大成本投入所取得的一点效果，反过来又加重社
会对刑罚的依赖。
从全球刑法历史也可看出，刑罚并不总是管用的，社会心理的罪罚标准总是跟着立法心理跳跃。
我国曾经受到“无法无天”的种种磨难，施行法治以来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法治的憧憬和向往，难免对法律崇拜起来：似乎法治的成果就是法律本身带来的；社会的一言一行都要由法律来规定；重视用法律规范而排斥其他社会规范，把应由道德规范、习惯规范解决的问题或用道德规范、习惯规范解决更好的问题，通通诉诸法律，用法律解决道德困境、行政难题和社会痼疾，又尤其推崇刑法。说到底，这还隐约着一种被忽略的、不负责任的思考模式：不是自己动手解决，而是把重大难题推给刑法、推给监狱。
我们应当记住这样一条法律规则：刑法只能是社会的遮羞布，而不能是体面的正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