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历史抉择和人性关怀

　　合肥晚报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反腐败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效，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从建国初期，毛主席怒“斩”刘青山、张子善，到改革开放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被处以极刑……，这一切除了彰显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的力度之外，更多地向社会公众表明了党和国家反对腐败和打击职务犯罪的坚强决心。

　　但是，对职务犯罪实施严厉打击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足以让人乐观。考察检察机关反腐败工作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检察机关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一批又一批职务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受到应有惩处；另一方面，职务犯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职务犯罪黑数，而且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职务犯罪还存在不断加剧和蔓延的趋势。从1982年到1993年，我国先后经历了四次职务犯罪的高峰，而每次高峰的出现，国家均以“严打”作为遏制的主要手段，但总是“屡打不绝”。

　　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

　　如果将问题的原因全面地归结到腐败分子、职务犯罪分子的恶劣品格和贪婪欲望上，那么肯定有些偏颇；如果简单地归责于某一个或几个单位、部门对腐败的查处不力，那么肯定不尽合理。冷静地权衡腐败产生的前因后果与反腐败的功过得失，理性的光芒就会照亮反腐败前进的道路。其实，在打击之外，仍然有一项重要的治本措施，那就是预防。如果将打击比作廉政风暴，那么预防就似和风细雨。打击如同狂风骤雨，摧朽拉枯，直接将腐败扔向历史的垃圾堆。预防犹如“净化水源”，这比“污水处理”更重要，是一种庞大的系统的社会工程，虽不能立竿见影，但是却具有治本性、建设性的功效，有效地影响、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公职人员一旦构成职务犯罪就将失去为国效力的机会，如果通过预防能够避免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那么不仅能够充分体现人性关怀，有效地爱护、保护广大干部，减少国家人力资源损失，而且可以避免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并能够很大程度地降低司法成本。正是通过预防这种独特的方式，鼓励全社会参与和支持反腐败；劝导腐败分子悬崖勒马，弃旧图新；帮助企业和其他单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加强管理；为党委、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服务和参谋作用。

　　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先后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反腐败斗争的重大决策，确立了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十五大关于“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论断。十六大进一步确定了反腐倡廉的途径和方法，提出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机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2003年1月，《安徽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正式施行。合肥市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迅速掀起宣传、学习、贯彻落实《条例》的热潮，各成员单位积极支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形成了专门预防和社会预防有机结合的网络机制。

　　200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并宣布将立法反腐。《实施纲要》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该体系必须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工作原则。其中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

　　2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推进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力度。

　　（来源：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