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晚报我国古代，官吏谋取利益的职务犯罪，一般被称之为赃罪。西周时就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战国时韩非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观点，认为明智的国君只要把官吏治理好，老百姓也就自然好治理了。秦朝统一中国后，采取了韩非治吏来治民的主张，建立了严格的官僚管理制度：一是官吏任用，选贤任能；二是考核奖惩，赏罚分明；三是官吏惩治，严格细致。到了唐朝，唐律对官吏的立法比较完善，达到了封建时代的最高境界。唐代长孙无忌在《唐律疏义》中明确提出了“惩其未犯，防其未然”的预防犯罪理论，在依
法惩赃的同时，积极预防官吏犯赃，把倡廉作为长期任务，实行预防和惩赃并重。宋代，采取了升迁、连带、警示三策，以法律约束官吏，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贪污；以道德教育，启迪其道德良知，不去越轨。而到了明代，不仅用严刑峻法来打击贪官污吏，还利用民众的力量来监督、约束贪官污吏。规定了民众有权捉拿害民官吏进京查办，也可以越级诉讼，直至赴京告状，并采取了相应的保障措施，以保证这一规定的落实。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出台《关于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知》，这是党内第一份反腐败文件，第一次对党员和干部的腐败问题敲响了警钟。1933年12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毛泽东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中规定：贪污500元，死刑；贪污100元以下者半年强迫劳动；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等等。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讨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不要重蹈李自成胜利后骄傲腐化、功败垂成的覆辙。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警惕和预防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打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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