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婚姻调查取证”案

　　上海一家以“调查婚外情、家庭暴力、转移婚姻共同财产收归私有等”为主要服务范围的“中国首家女子维权中心”在今年1月被依法查封，“侦探”们却又改头换面重施故伎。记者近日参与了有关部门对一个“婚姻调查取证”案件的调查取证，从中看到，婚姻调查服务取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有关法律、制度却相应缺失。

　　“私家侦探”带来的噩梦

　　3月14日，江苏无锡一名沈姓中年妇女来到上海，向记者哭诉了“私家侦探”给她带来的噩梦：

　　2004年12月底，她特地来到“中国首家女子维权中心”上海分部为自己进行婚姻调查取证。但这家企业不久后被查封。到了2005年1月，沈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原来“私家侦探”们换了家公司。沈女士不放心，问：“那家公司是非法的，现在的公司怎么样？”对方告诉她，他们是“上海第一家合法的、获得调查权的企业”。

　　1月12日，这家自称“上海邦特法律咨询（调查）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驱车来到无锡，与沈女士见面。沈女士要求查看其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对方回答：没带。他们告诉沈女士：“婚姻调查取证这种小案子，一做就成。”于是沈女士签下了授权委托书，委托这家公司为她提供合法的取证服务，委托事项为“调查，婚外情取证”。委托费是2．3万元，沈女士先交了1．2万元。收了钱，“私家侦探”们开始工作。但其后迟迟没有结果。

　　沈女士很着急，她下了岗，靠打工维持生活，每月仅数百元收入，委托费全是借来的。她每天都给这家公司打电话，对方总在敷衍。春节过后，沈女士接到一个名叫周玲的女子的电话，称调查取证的事全由她负责了，要沈女士再交5000元，作为“启动资金”。沈女士说：“我已经交了一万二了啊！”周玲答道：“前面交的钱归前面，我不管。”沈女士要求退钱，对方拒绝了，理由是他们已经开始工作。沈女士再三哀求，周玲说：“看你可怜，再交2000元，我就去做，给你一个结果。”

　　交了2000元后，周玲“调查”了3天，没调查出什么结果来，回上海了。沈女士只能不断地打电话催促，对方或者继续敷衍，或者干脆不接电话。她逐渐绝望了：“证据”拿不到，借的钱要不回来，离婚官司一天天临近……她甚至想到了跳楼。

　　“私家侦探”现出原形

　　3月14日下午，记者陪同沈女士来到上海市工商局黄浦分局检查支队报案。通过上海市工商局的网上查询系统检索发现，“上海邦特法律咨询（调查）有限公司”其实是一家注册地在上海市奉贤区的企业，在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企业名称中，并没有“调查”二字。

　　记者随3名工商执法人员来到设在上海白渡路上一套民居中的“上海邦特法律咨询（调查）有限公司”。进门就见一尊硕大的关公像，办公室里电话响个不停，业务繁忙。工商执法人员发现，这家公司没有发票，只有收据。记者翻看了一下收据，委托取证的收费还真不少。公司张姓“老总”承认，公司从2003年10月26日开始经营，“发票从来没领过，税也没交过。账只是随便做做。”

　　在工商执法人员的干预下，当天下午，沈女士拿到了“邦特公司”退还的1．4万元。工商部门表示，像上海邦特公司之类的企业，其经营范围已涉嫌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而从事这些业务所必须使用的手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能由司法机关行使。

　　该由谁来取证？

　　“我非常理解受害妇女为争取自己利益，千方百计收集丈夫婚外恋证据的心情和做法。她们为什么不去寻找法律的保护，而相信这类公司，主要是因为现行的法律无法保护她们。法律规定‘谁提出、谁举证’，没有证据就什么利益也争取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徐安琪说，“那些名为调查公司、咨询公司实为‘私家侦探’的公司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而公安部明令禁止‘私家侦探’也使这类公司转入地下，让不少人反而深受其害。即使不是骗钱，也发生过诸如违法取证、侵犯公民隐私权、利用获取的证据对当事人进行敲诈勒索，甚至非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现象。”

　　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高级讲师、唯尔福热线主持人周美珍也认为，“谁提出、谁举证”这一点对女方非常不利，“尤其是一些开公司做生意的男人，如果他有防备，女方根本没有能力去查清男方的财产有多少，也没办法去获取男方婚外情的证据。在离婚时，女方拿不出证据，财产分割对女方就非常不利，也无法争取到伤害赔偿。”

　　周美珍说：“在一些发达国家，离婚取证是检察官做的事情。我国相关法律也应该做一些改进，譬如将离婚取证的工作交给司法系统来做，而不是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方自己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