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一妇女求助“私家侦探”受骗记

　　上海一家以“调查婚外情、家庭暴力、转移婚姻共同财产收归私有等”为主要服务范围的“中国首家女子维权中心”在今年1月被依法查封，“侦探”们却又改头换面重施故伎。记者近日参与了有关部门对一个“婚姻调查取证”案件的调查取证，从中看到，婚姻调查服务取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有关法律、制度却相应缺失。专家指出，正因为这个矛盾的存在，才让所谓的“私家侦探”大行其道，“前仆后继”。

　　“私家侦探”带来的噩梦3月14日，江苏无锡一名沈姓妇女向记者哭诉了“私家侦探”给她带来的噩梦：

　　沈女士丈夫有外遇，要跟她离婚。为了争取伤害赔偿权，沈女士被电视上“‘中国首家女子维权中心’上海分部”广告吸引了。2004年12月底，她特地来到上海委托这家企业为自己进行婚姻调查取证。但这家企业不久后被查封。到了2005年1月，沈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原来“私家侦探”们换了家公司。沈女士不放心，问：“那家公司是非法的，现在的公司怎么样？”对方告诉她，他们是“上海第一家合法的、获得调查权的企业”。

　　1月12日，这家自称“上海邦特法律咨询（调查）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驱车来到无锡，与沈女士见面。在他们的名片上印着“（中国）上海侦探网”，名片背面列举了多项业务：“婚姻维权”“证据搜集”“债务追索”。他们对沈女士信誓旦旦：“一定要把你从火坑里救出来。”这句话打动了她，于是沈女士签下了授权委托书，委托这家公司为她提供取证服务，委托事项为“调查，婚外情取证”。委托费是2．3万元，沈女士先交了1．2万元。收了钱，“私家侦探”们开始工作。但第二天沈女士拨打其中一人的手机时，发现他们已返回上海。沈女士很不解，对方辩解说：“你老公下班后，我们就没跟踪了，因为地形不熟悉。”还说：

　　“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方法，你不要多问。”沈女士很着急，她下了岗，每月仅数百元收入，委托费全是借来的。她每天都给这家公司打电话，对方总在敷衍。春节过后，沈女士接到一个名叫周玲的女子的电话，称调查取证的事全由她负责了，要沈女士再交5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在沈女士再三哀求下，周玲说：“看你可怜，再交2000元，我就去做，给你一个结果。”3月9日，周玲来到无锡。沈女士回忆说，周玲收了2000元后表示没带收据，只打了一张收条。周玲“调查”了3天，没调查出什么结果来，回上海了。沈女士只能不断打电话催促，对方或者继续敷衍，或者干脆不接电话。她逐渐绝望了：“证据”拿不到，借的钱要不回来，离婚官司一天天临近……她甚至想到了跳楼。

　　“私家侦探”现出原形3月14日下午，记者陪同沈女士报了案。通过上海市工商局的网上查询系统检索发现，“上海邦特法律咨询（调查）有限公司”其实是一家注册地在上海市奉贤区的企业，在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企业名称中，并没有“调查”二字。

　　记者随工商执法人员来到设在上海一套民居中的“上海邦特法律咨询（调查）有限公司”。工商执法人员发现，这家公司没有发票，只有收据。记者翻看了一下收据，委托取证的收费还真不少。公司张姓“老总”承认，公司从2003年10月26日开始经营，“发票从来没领过。”工商人员问其公司的经营项目，他支支吾吾：“我公司做些什么，一下子说不清楚，有些是朋友托过来的，比如有人碰到什么难题，我们去帮他沟通一下。”在工商执法人员干预下，当天下午，沈女士拿到了“邦特公司”退还的1．4万元。她把钱装进手提袋里，随即哭起来：“我真没想到还能拿回这笔钱……这笔钱就是我的命。”工商部门表示，像上海邦特公司之类的企业，其经营范围已涉嫌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而从事这些业务所必须使用的手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能由司法机关行使。

　　该由谁来取证？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说：“我非常理解受害妇女为争取自己利益，千方百计收集丈夫婚外恋证据的心情和做法。她们为什么不去寻找法律的保护，而相信这类公司，主要是因为现行的法律无法保护她们。法律规定‘谁提出、谁举证’，没有证据就什么利益也争取不到。”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高级讲师周美珍也认为，“谁提出、谁举证”这一点对女方非常不利，“尤其是一些开公司做生意的男人，如果他有防备，女方根本没办法去获取男方婚外情的证据。在离婚时，女方拿不出证据，财产分割对女方就非常不利。”徐安琪、周美珍都认为，现在离婚案中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妇女很难找到帮自己获取、提供证据的相关合法机构。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通过相关法律的调整。在一些发达国家，离婚取证是检察官做的事情。我国相关法律也应该做一些改进，譬如将离婚取证的工作交给司法系统来做，而不是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方自己完成。”（据新华社上海3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