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学者支招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从1998年高校扩招至今，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进入2005年，全国高校又将有300多万名毕业生面临就业，其中167万考研大军再创新高，国家公务员招考比例上升为37：1……数字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信息：2005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压力依然存在。

　　在此种背景下，本报推出大学生择业策划报道，期望从不同角度，更清晰把握和审视 大学生就业中存在的相关症结，从而缓解就业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学者支招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从战略高度看就业难

　　记者：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338万人，与去年相比增幅达20．71％，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此间，更有相关专家预测，未来时间里，65％左右的大学生一次就业率可能就是常态。面对这一现实，作为从事人口学和人力资源研究10多年的专家，你是怎样看待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石英（中国人口学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从大学生培养角度来讲，一种“产品”进入市场总会有饱和的时候，这种饱和就是一种常态。事实上，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而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必然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业难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市场作为一种基础的配置手段已经发挥自如了，说明市场经济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个领域。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劳动力待岗、失业将成为长期的问题，那么，从现在起，大学生就业应当成为高校关心的一个永恒问题。不仅要考虑今年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还要有长远的战略性思考。

　　解决就业难从源头抓起

　　记者：不少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起源在高校扩招，理由是高校扩招后，所培养出的学生素质不比从前，导致不少用工单位在用人时，普遍选取具有更高学历的毕业生，这种看法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

　　石英：大学生就业难和高校扩招没有必然联系，而在于大学目前培养的人才结构与社会需求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其实就业难并不是在每所高校都存在，反观高校间毕业生供不应求与“滞销”的冷热反差，表明目前高等教育在质量、结构、办学模式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地方，过于强调学科标准、知识灌输、静态评估，对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重视不够；再从学科结构上看，专业划分、招生结构和教学组织过于僵化，缺乏应变性。改观就业难现状，就需要从高校开刀，高校要以市场为导向，树立新的质量观，培养服务社会各级各类需要的多种人才；考量一所高校办学质量的优劣，要把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作为重要指标。

　　调整价值观重于调整专业

　　记者：从大学生就业实际来看，更多人的就业期望还是在城市，事实上，在我省乃至西部欠发达地区存在着大量的空缺职位，这与城市高密度的竞争空间相比，反差很大，那么在这种情势下，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继而缓解现实存在的就业压力？

　　石英：从大学生自身来说，就业难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确实找不到工作，一种是“挑肥拣瘦”，后者就是期望值过高，一心想要条件好、待遇高的岗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与以城市为指向的现行教育体制有关，相关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明显带有为城市服务的特点。其次，城市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和政治文化中心，一直都是主流价值的聚集地，单从价值观上，造成了大学生偏好城市的倾向，这还不算城乡收入、就业环境存在的差异。

　　但在当前情况下，大学生最该考虑的应该是“先就业再择业”，因为与前些年相比，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大机关、大企业的人才相对饱和，只有西部地区和基层才急需大量人才，所以对高校来说，调整大学生价值观显然要比调整专业和课程更重要。要鼓励大学生在基层工作，不能单靠大学生自发转变择业观念，还需要由政府制定出优惠政策，以吸纳人才。

　　创建“就业优先”意识

　　记者：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确实与大学生自身的择业观念、能力水平等密切相关，也与高校的教学质量休戚相关，但是仅靠这两方面要想达到缓解和改善就业难现状，难度可以想见。事实上，就业难已经令全社会所关注，那么在现有条件下，有没有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举措？

　　石英：缓解就业难，目前最需要创建“就业优先”意识，政府应加大对就业的宏观调控力度，来扶助大学毕业生就业。在地区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应该把经济增长、人才资源配置和大学生毕业三者综合起来，形成相互支持的机制，在对企业竞争力评价中，要把高层次人力资源的就业因素放在重要位置。建立更加科学实用的人才供求信息系统，组织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人事部门与教育部门等联合编制信息，将职业情况、学校专业情况、招聘计划人数、就业需求人数等相关信息对应起来。各地市也应建立或完善地区性的就业综合信息。同时，政府或政府委托机构应专门为大学生编制就业信息，保证信息的及时更新和完善，增强预测方面的信息，以减少学生与学校的盲目性。

　　架起诚信的桥梁

　　多日的招聘会现场采访，记者感触颇深，也深刻地体会到了应聘大学生和招聘单位的苦衷。沟通不到位、微小细节的处理不当等都易造成双方的误解，本应该被录用的大学生却因此而和招聘单位失之交臂。

　　既然应聘者和招聘者中间存在着差异，各有自己不同看法和观点，那么，怎样才能够架起与社会和谐的就业之桥呢？解决矛盾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而大学生的择业之道到底又应该如何去走呢？

　　西安某高校应聘的杨海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学生应聘有两怕：其一，怕用人单位以社会经验作为招聘条件，其次怕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以‘貌’取人。因为大学生在走出象牙塔之前和社会的接触微乎其微，甚至有些同学在走上招聘现场时，从来就没一点社会经验，有的只在临毕业的前夕去相关部门见习过，根本无经验可谈。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往往将外貌作为招聘的首要条件，只要长相好，专业知识是次要的，这对于我们应聘的大学生来说有点不太公平。四年的大学生涯我们挑灯夜战苦攻专业，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能在找工作时有个好的岗位，然而真真到了招聘会现场却让招聘单位的道道门槛挡在门外。你说，我们所学的东西怎么能够派上用场？我个人认为，要架起与社会和谐的就业之桥，首先学校应该改革目前的教学现状，社会应给大学生一个良好的招聘氛围。学校应该在学生毕业的最后一年，多组织学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诚邀有经验的专家学者进校园，这样做既能让将毕业的大学生有了社会经验，也让我们从多角度了解社会，也不至于我们在应聘的时候被用人单位问得措手不及，所问非所答。招聘单位都喜欢有社会经验及品学兼优的大学生，要解决这些不合理的矛盾，缩小大学生与招聘单位的误差，就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用人单位也应该在招聘时，尽量地考虑到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尽量地不要附加苛刻的条件（如喝酒、外交能力、气质等），公正客观地招聘人才。”

　　西安某公司经理刘民军则说：“作为招聘方，谁都想给自己的单位招才纳贤，都想在好的里面挑选好的。这是每个招聘单位的最理想的想法。你问我如何架起就业桥梁，大学生择业的路该怎样走？我个人认为，要解决供需矛盾，就必须从源头上抓起，那就是在大学里的时候，对学生做全面的培训，少些理论和专业知识，多些锻炼和了解社会的机会。因为每个大学生在毕业的前夕，专业知识可以说已经基本掌握，缺少的就是社会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而招聘单位恰恰就是这方面的条件触及大学生的软肋。若学校能将历年招聘会上的问题，作为一门学问提前在校培训，那么，大学生在应聘时成功的希望就在90％以上，何愁找不到好的工作。诚然，有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有不合理的要求，有些苛刻的条件让大学生难以接受，这也是需要改进的地方。总之，我认为只有社会、大学生、招聘单位架起诚信的桥梁，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象牙塔20年记忆

　　按照业内专家的流行说法，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后的第四次人才流动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为了复兴经济的需要，开始有限度地鼓励人才流动起，时光已经过去了20个年头。

　　在一幕幕人才流动的场景中，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的青年人才群体的流动最为令人关注。20年来大学毕业生择业标准的变化以及社会对人才评价标准的变化，也是整个社会发展变化最生动的缩影。

　　“分配什么，就服从什么”，这是1977年大学毕业生的口头禅。令人难忘的1977年，停滞了12年后重新真刀真枪地比试。从1965年之后因为与现代教育制度隔绝而被尘封了11年的人才，从百里挑中，换来神圣的“大学生”称号，这是“鲤鱼跳龙门”的感觉。1977级及后面几届毕业生在“国家分配”的岗位上一干几十年。

　　与前几届不同，1980年是清一色从校门到校门的“学生军”时代的开始。群体个性与国家百废待兴的客观要求合拍，拉动了第一次流动的大幕。在就业分配中“坚决服从”的坚冰，随着国家政策的松动，从这帮“学生军”开始融化。1985年，部属高校毕业生开始有了40％的“指导性计划”。1987年的毕业生是最后一届国家保证计划分配的学生。

　　1989年更是一个有标志意义的年份。从这一年起，国家正式宣布学生可以“双向选择”——“工作找我，我找工作”，第二次人才流动大潮开始掀起。

　　1992年后，高校毕业生开始了完全自主择业的试点，连指导性计划都开始越来越少。此后数年，国家机关精简分流、国有企业改革，拉动着学生们的就业标准一天天务实，“能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成了普遍心愿。

　　从2000年开始启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车，在短短三四年间，使适龄青年的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约15％，在统计意义上提前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但学生的就业标准以及社会对人才的评价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大众化转型”。参加考研的人越来越多。许多毕业生试图通过考研摆脱“大众化”为就业带来的阴影，过去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又开始在考研中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