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地名释义与城市纪元

　　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哈尔滨地名含义解释，日文版《哈尔滨便览》，出版于明治43年（公元1910年）此书现藏大连图书馆。

　　满语晒网场之说并非编造

　　哈尔滨之名称作何解释？它源出何语？语含何意？20多年来争论不休，学者们众说纷 纭，读者则莫衷一是，迄无定论。引发这场争议的缘起，是由于方志学家关成和先生于1980年发表了一篇《哈尔滨考》的文章所致。关文之要点是认定了哈尔滨是女真语阿勒锦一词的译转，为确立此说就必须否定原有的、并已流传多年的“哈尔滨是满语晒网场”之说。

　　据关成和先生的考证：哈尔滨是满语晒网场之说“编造者名殷肇赢，系外埠报人，二十年代初期在应邀重订《哈尔滨指南》时，顺抛于世。”关文曾言：“殷说，讹传数十载，惑乱视听，影响甚甚”，指责其“妄自为满语造词，且臆解其为哈尔滨的词义”乃致“风传夺误，以假乱真”，总之是对“殷说”的彻底否定。

　　继关文之后，又有纪凤辉先生提出之满语“扁岛说”和王禹浪先生提出的女真语“天鹅说”。他们当然是都反对“阿勒锦音转说”的，但两人立论的前提却是首先要否定“殷说”。单就这点而言他们又等于是赞同了关文的论点，因为他们的文章并没在这方面过多的展开，也没有举出新的、更有力的论据来否定“殷说”。常言说不破不立，“破”是“立”的前提，由此可以认为：三家之说在“立”的方面虽各自不同，甚至互相否定，但在“破”的方面却存在着承袭的关系。

　　事实上，关成和先生对“殷说”的否定从一开始就弄错了！因为“殷说”是有据的，或者说“满语晒网场”之说，根本就不是“殷说”。现已查明，早在《哈尔滨指南》出版的12年前（公元1910年，即清宣统二年），当时的哈尔滨地区之最高行政长官，西北路兵备道的新任道台于驷兴曾言：“哈尔滨在满语中是打鱼网，即鱼网之意。”（详见日文版《哈尔滨便览》第128页，北辰社编，1910年发行）。由此可证，所谓“殷说”实为“于说”。至于“于说”是否准确虽难于判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清王朝居官多年，长期任满人的下属之于道台，是绝对不敢“妄自为满语造词”的，因为当时的满语仍属应用语言。于驷兴字振甫，安徽寿县人，原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幕僚。于驷兴后来曾任黑龙江省教育厅长，并于1924年至1928年代理省长，按照他的身份地位来说，不可能毫无根据地信口开河。况且，哈尔滨本来就是个网场，经许多史料证实，早在雍正年间即属“拉林十网之一”，称之为网场应该说是确切的，并无任何贬意。

　　1999年经过修订后出版的《辞海》对哈尔滨名称的解释仍是“满语意为‘晒网场’”，并没有轻易的更改。既然是殷说有据，网场无讹，为什么一定要作出新的解释呢？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谈及对经史典籍之解读时，特别强调要慎重地对待前人的说法，主张“轻改旧说不如多闻阙疑”，理由就是前人更接近于那个时代。而后人“固然不可抱残守缺，墨守旧说，否认后儒证据精确，优于汉儒的某些新说，但也不可仅仅因旧说不合己意，轻率地别立新说。凡立新说，如果显得费力甚大，或‘通’于此处而不能通于他处，或新说虽立而旧说依然不曾为有力的证据所推翻，那么，这种新说都是值得怀疑的。“（见《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序言42页）这个道理也完全适用于哈尔滨的地名释义。

　　无论是“阿勒锦音转说”还是“扁岛说”与“天鹅说”皆靠间接之旁证立论，均属后人之推测，是“可能”而非“必然”。由于找不到直接的、明确的解释，所以确实“显得费力甚大”，这就是笔者更倾向“于说”的理由。至于在“于说”之前是否尚有它说？以及“于说”之依据何在？囿于史料而难知其详，只可按孔夫子所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引自《论语·为政》）但“于说”之存在，起码可以洗清“殷说”之无辜，也算是平了一件文字上的历史冤案。开埠通商才是城市的起点

　　关文曾言：“地名的族属与词义，在地方沿革中通常是同当地的建城时限密切相关的。”其意是如果哈尔滨不是满语，而是女真语，则可把城史纪元提早到金代。其实，就是能证实哈尔滨确为阿勒锦村所在之地，也无法弥合800多年的断裂，两者是不存在延续关系的。但由此却又引发了另一争议，那就是关于哈尔滨的城市纪元应从何时算起？

　　有人主张城史纪元应该是“史”的纪元，须在“村落形成中选择最早一个可证的时间，作为起算建城历史的纪元。”

　　要找出哈尔滨早期形成村落的准确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网场、渡口，演变为村屯、乡镇，经历了由乾隆到光绪130多年的漫长岁月，何时有人定居？何时聚为村落？恐怕永难查证，因为它不会有明确的分界点。

　　也有人主张城史纪元应是“城”的纪元，不必从村落起始，例如乾隆元年是乾隆王朝的初始，但却不是爱新觉罗·弘历的诞生，村落不过是城市的滥觞时期。

　　此说不无道理，纪乃“理丝之首端”，纪元二字无非是纪年的起算时间。中国的纪元始于西周之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并非周朝之始（武王克殷灭商为公元前之1066年）。为了免生歧异，不妨称之为城市纪元，但何时可算哈尔滨城市之起点？又有许多不同的见解。

　　有些人认为哈尔滨是伴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而崛起，因此1898年6月9日铁路兴建之始，便是哈尔滨诞生之日。

　　这种说法由来已久，1923年东省铁路公司曾宣布：“1898年6月9日被正式定为铁路铺建之日，以及铁路中心城市———哈尔滨的诞生日。”但史实却并非如此！因为直到1899年底才正式成立了哈尔滨城市规划设计组，开始了纸上画城。1902年才开始收购土地，这都是有案可查的。请看1900年的老照片：在南岗全景中只有一座尼古拉教堂，周围一片空旷；在道里的中央大街上只有几间草房，城市在哪呢？连个影都没有。哈尔滨最早的楼房都在1902年动工，因为要盖楼总得先买地。其实，1898年6月9日不是什么城市的诞生日，而是俄国人的到达日，连这个日期都是以俄历5月28日记载的。俄人一下船，城市便诞生，岂不荒谬？难道是用船运来的吗？还有一些人主张把1903年7月14日中东铁路全线竣工之日作为哈尔滨的城市诞生日，这也是不恰当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1904年所作的哈尔滨人口统计，是由东清铁路公司进行而以“道路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公布，这说明当时虽具备了城市的规模，但并未取得公认。而1905年的设治和开埠，才算真正标志着一座城市的诞生。

　　哈尔滨设立滨江道与宣布开埠通商都是在1905年，两相比较，后者的意义大于前者。盖因清代的道员有分守道与分巡道之别，而滨江关道不辖府县，专司稽征关税兼管吉江两省交涉事宜，是职能部门而非一级政权机关。只有清政府通告中外，宣布哈尔滨开埠通商，才是最有决定性的、最为显著的标志。

　　以清政府决定哈尔滨开埠通商作为城市纪元，显然是最合理、最有说服力的，然而也有许多人反对。反对者认为：“东北十六城的开埠，是中日签订的《东三省事宜条约》的附款，清政府是被迫接受的，丧权辱国之举怎能作为城市纪元呢？”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从总体上说，《东三省事宜条约》是日本强迫清廷接受了《朴茨茅斯和约》有关的条款，但附约中开放东三省十六城却是清政府的主张而非日方强迫。欲探究此事，需进入历史的细节，详查签约前的相关事件，方可明其因果。

　　在日俄战争尚未结束，但俄方败局已定之时，清政府中就有人担心其结果，开始计议应对之策。当时的商约大臣吕海寰曾于光绪31年（1905年）4月上的奏折陈：“现今各国对中国之外交，均以开放商埠为政策。东三省之结局，为全局所关，日本纵许我收回，中国必主于开放。……故臣之愚计，预筹开放商埠。”（见《光绪朝东华录》5340页）后至八月始下谕旨：“商部奏：振兴东三省商务，请饬妥筹办法一折。东三省地大物博，风气未开，极应指定地界，多开场埠，推广通商，期于有济各国公共利益。并饬地方官举办各项实业，以兴商务。著外务部、商部会同北洋大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统筹办法，妥议章程办理，候旨实行。”（同前书5397页）筹议的过程不得而知，但筹议的结果却很明朗，因为翌日清政府即电饬驻日俄使臣“申明中国赞成开放东北之议，并愿由中国自行开放”（见《东北大事记》吉林文史资料第七辑50页）。随后于9月27日正式宣布开放东三省，而与日本的谈判和签约则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在此期间，还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那就是在日俄两国的谈判代表于美国东北部的小城朴茨茅斯签订和约之日（1905年9月5日），清政府的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那桐，在北京曾与美使密商东三省事宜。很显然，清政府力主开放东三省的意图是以商业利益吸引其它强国之介入，以防止日俄对东北的瓜分与独霸。事实果然是美国成为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最早的国家，虽比俄国晚了一周，却比日本早了一个多月。

　　上述史实足可证明哈尔滨的开埠是清政府的主张，并曾主动照会各国，从而奠定了哈尔滨的城市地位。公元1905年对哈尔滨来说，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分野，而今年（2005年）则应是这座城市开埠的百年华诞。(黑龙江日报)

　　作者：孟烈 孟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