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委书记的心声直白(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30日19:44 山西新闻网

　　“芝麻官”写书“出卖感悟”

　　记者：

　　为什么给这本书取名为《芝麻官悟语》？

　　王敬瑞：

　　这本书当初准备叫《为官ABC》。ABC本身就是讲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比如当官的方法、随想、经历等，后来在调整内容的时候，我把“经历”这部分删除了，又加上了很多为官的感想。从古至今，最难当的官是“七品芝麻官”。我自己多年工作在“芝麻官”岗位上，确实也有不少感悟。所以，这本书最后就定名为《芝麻官悟语》。

　　记者：

　　《芝麻官悟语》是您从政以来的第几本书？

　　王敬瑞：

　　这是我从政生涯的第一本书。这本书耗费了我很多精力，前前后后写了将近10年时间，其中包括再版和三版时的修改时间，尤其是三版，我对书中2／3的内容都做了修改。

　　记者：

　　当初是什么使您萌发了出书的想法？

　　王敬瑞：

　　说实在的，我过去并没有出书的想法，纯粹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让我产生了出这本书的念头。记得那是1995年，我还在当阳泉市郊区区长，在山西省委党校培训期间，我把自己在阳泉市中青年干部学习班上3万字的讲稿，交给省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室主任刘树信教授请其指点。刘教授充分肯定了我的讲稿，他说，我能从多年的实践中悟出一些深刻的道理来，很有价值。他还建议我把这些从事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整理成书，他说，边整理、边实践，整理中总结、实践中提高，既有利于指导工作，又有益于丰富自己。为了出这本书，刘教授还给了我一个大体上的框架。从1995年开始，我便开始琢磨整理书稿了。

　　记者：

　　这本书的读者对象是谁？通过这本书，您想向他们表达什么？

　　王敬瑞：

　　就像这本书的封底上写得那样：对一些年轻干部而言，这本书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好比入门引路的向导，告诉他们何处放胆、何处谨慎，“政”途坎坷、一路走好；对有经验的领导者而言，这本书像一位推心置腹的益友，闲暇之日在茶馆相聚，一同品谈心、交流从政体会、分享做领导的酸甜苦辣。另外，普通老百姓也可以通过这本书触摸我们这些“当官者”的内心世界，了解我们究竟是怎样扮演领导角色的。

　　我看到香港《文汇报》去年报道说，香港教育统筹局常任秘书长罗范椒芬读了我这个芝麻官写的书，趣味盎然，禁不住产生了共鸣：“为官八字：脑清、心政、腕硬、拳重，点出了公务员要注意的事。”报道还说，王敬瑞官职不大、体会却深，以通俗的精辟言词写管理心得，启发了千里之外的罗太（罗范椒芬）：“做上司要留意三个难得，即真话难得、人心难得、人才难得，令人尤其深刻。”“为官八字”、“三个难得”都是我这本书里所讲的。

　　记者：

　　我注意到，在第三版的时候，您把这本书的主体定位于“县委书记”上。另外，书的封面也专门印上了“一个县委书记的心声直白”字样，为什么要突出“县委书记”这个角色？

　　王敬瑞：

　　我认为县委书记最难当。县委书记权力完整、职责完整，舞台虽然不大，但想干事就能干成事。工作虽然累一点，但干得潇洒、干得痛快，确实使人留恋。处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工作多、经验多、教训多，当然感悟也多，认真留心记录和回顾总结，确实有价值。我一遍一遍地写、一遍一遍地改，总想在自己手中写出一个既有血有肉又有理有智的县委书记的真实感受。

　　“我出书不是‘不务正业’”

　　记者：

　　作为一方父母官，有没有人说您出书是“不务正业”、耽误正常工作？

　　王敬瑞：

　　出这本书之前，有很多关心我的老领导劝我说，现在你最好不要写书，要写书等到退休之后再写。可能会有人说我“不务正业”，但是熟悉我的人或者身边的人绝对不会这样想。因为我一点也没有耽误工作，相反，我周围的人还说我是“工作狂”。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工作。另外，我一不喝酒、二不打麻将、三不进舞厅，我的业余爱好是写作和打网球。写书这10年，是我活得最充实的10年。这期间，我还被国家人事部评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记者：

　　作为基层领导干部整天政务缠身，您怎么有时间写书呢？

　　王敬瑞：

　　正常工作时间是绝对不能占用的。我是写一阵、停一阵，忙了就放一放，稍有一点空就抓紧动笔。我大多数时间是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平时则利用中午、晚上以及出差、会议的间隙。有时候灵感来了，半夜还爬起来写上几句。什么都怕坚持，只要坚持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最后就能坚持下来。

　　记者：

　　一方面要处理政务，另一方面还要挤出时间写作，这样岂不是很累？

　　王敬瑞：

　　我每天都处在极度紧张的工作之中，经济指标、企业发展、公益事业、日常事务等等常常萦绕脑际，要挤出一点时间来写书确实很困难。不过，早在1993年，我就养成了随身携带方寸小本的习惯，凡是觉得对自己工作有价值的观点和感悟都记下来。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接触的各方人士多了起来，名片自然也就越来越多。我的一大发现就是，名片背面可以随时记载自己的种种感悟。就这样，我靠着这些小本子和名片积累了许多写书的第一手资料。

　　记者：

　　对于图书而言，有一个衡量标准——没有市场效益就没有社会效益。您这本书的市场效益怎么样？有没有为这本书进行一些宣传活动？

　　王敬瑞：

　　这本书首印只有7000册，但是不到两个月就销售一空。再版和三牌都印了1万册，销售情况也都很好。这本书出版后，我没有做刻意的宣传。另外，我自己对这本书定了个“三不政策”，即一不在阳泉卖一本书，二不给领导送一本书，三是别人不要则不主动送书。虽然我是阳泉市的副市长，但是在当地我一直是低调对待出书这件事的。

　　记者：

　　您看重的是市场效益还是社会效益？

　　王敬瑞：

　　当然是社会效益。前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会上有一些研究员、教授对我这本书的评价不错。

　　记者：

　　您怎么评价“官员出书”现象？

　　王敬瑞：

　　现在有一些官员出书太多是写自传，真正写工作感悟、写工作体会的不多，而边工作边写书的则更少。我这本书的内容，都来源于我的工作实践以及我的观察。我在新华书店发现，与自己这本书同类型的极少。在如何做官上，我深深感悟了很多，我写出来，一是想与同行交流，别人可以借鉴；二来对自己也是一种约束，可以在实践中提高自己。起码有一点，这些年为了写书，我自己看了很多书，这本身就使我的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

　　本报记者邓志荣(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法制报网络编辑：闫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