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拐：“云南模式”冲出国门(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31日13:25 云南日报

　　公安民警护送解救出来的被拐儿童踏上回家之路。【本报记者杨峥摄】

　　2000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在云南启动了湄公河次区预防拐卖妇女儿童项目。今年3月10日，国际劳工组织项目官员、湄公河次区预防拐卖妇女儿童项目首席技术顾问辛提斯在考察了我省预防拐卖妇女儿童项目的实施情况后说：云南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南模式”。今后，将在更多的国家推广中国云南省的防拐模式——防拐：“云南模式”冲出国门

　　3月1日至10日，国际劳工组织项目官员、湄公河次区预防拐卖妇女儿童项目首席技术顾问辛提斯一行先后深入我省的昆明市、元阳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等地的社区和农村，走村入户，在全面细致了解了我省预防拐卖妇女儿童工作实施情况后，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云南在预防拐卖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所取得的成果是让人欣慰的。

　　其实，早在几年前，在湄公河次区预防拐卖妇女儿童第一期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云南的防拐模式就以其鲜明的特色和行之有效的运作机制赢得了海内外的高度赞誉。

　　2001年6月，儿童问题特别联大上，全国妇联代表介绍了云南防拐项目的做法和经验，受到与会者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

　　2002年10月，国际劳工组织和全国妇联在北京召开大会，向有关国际机构和湄公河次区4个项目实施国推荐云南第一阶段项目经验。

　　2004年9月，在广州举行的5省防拐项目推广会上，云南的经验在广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南等5省推广。彝寨 ——

　　“妇女之家”笑声朗

　　3月9日，是江城县田房村太平村民小组“妇女之家”的活动日。

　　国际劳工组织官员和云南媒体采访团一行的到来让“妇女之家”显得分外热闹。村民们把“三八”妇女节联欢晚会推迟了一天，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

　　当夜幕开始降临到这个边远的彝家小寨时，村民们早己汇集到村中唯一的活动场所——“妇女之家”广场，等候着晚会的开始。

　　晚上8时，明亮的灯光照亮了广场，在优美的民族乐曲中，随着76岁高龄的李开春老人一曲彝家《敬酒歌》，身着绚丽服装的彝族妇女依次向远道而来的贵宾献上香醇的米酒，一台由本村村民自导自演的晚会开始了。

　　没有闪耀的灯光，没有专业的音响，甚至有的演出者还没脱下平时劳作时所穿的衣服。但演员们认真投入的神情，淳朴真实的演出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方言剧小品《打拐》是本次晚会的主打节目，小品结合村民的日常生活，把村里开展防拐教育活动的情形和村民们防拐意识的提高逼真地再现出来，不仅赢得村民们的阵阵欢呼，也让不懂汉语的外国朋友们竖起了大拇指。

　　“妇女之家”负责人李汇兰说，这样的演出“妇女之家”经常开展。以前，由于没有专门的娱乐学习场所，妇女们很少有机会交换信息和想法，更缺乏集体活动，文娱活动也很少。在国际劳工组织湄公河次区预防拐卖妇女儿童项目（以下简称湄公河防拐项目）的资助下，村里建立了“妇女之家”，添置了电视机、影碟机，建起了篮球场、阅览室。现在，“妇女之家”不但是村里妇女儿童娱乐学习的好去处，更因其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全村男女老少。

　　“妇女之家”的建立让村民们有了开展文娱活动的场所，也为湄公河防拐项目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村民经常聚在“妇女之家”讨论村里的大事，讨论男女平等、预防拐卖等问题。各级妇联和农业、教育、劳动部门也经常在这儿开展各种宣传、举办一些培训，送来精神文化大餐和各项技术技能。

　　谈及“妇女之家”，村民普艳兰喜悦之色溢于言表：“通过‘妇女之家’举办的各种活动，我不但懂得了男女平等的道理、懂得了防拐知识，还学到了许多生产技能和生产知识。18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建一个自己的鱼塘，但由于缺乏知识和资金，一直没有实现。现在，利用所学的知识，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我有信心实现梦想啦。”

　　据湄公河防拐项目云南项目经理朱惠娥介绍，像这样的“妇女之家”，在项目实施地江城县和勐海县就有12个，它们在增强妇女性别平等和预防拐卖意识，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和社会竞争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拼图——

　　一堂生动的防拐课

　　3月9日14时，江城县国庆中学春蕾班，一堂生动的拼图课正在进行。

　　任课教师向郁金在象征生命之源的蓝色底板上贴上四幅图片。今天的课程是关于预防被拐卖的。

　　在对四幅图片的内容稍作简单提示并让学生思考后，向郁金开始提问：“同学们，你们知道这这些图片所蕴涵的主题吗？”在一只只举起的小手中，女生白梦恩抢到机会：“预防拐卖，尊重生命。”她陈述自己对四幅图片的理解：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突然遭遇了意外——妈妈和女儿被以打工为由被拐卖了，妈妈和女儿过着非人的生活，依靠民警的帮助，母女俩重新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白梦恩的回答得到了肯定。

　　随后，向郁金把全班42名女生分成7个小组，将一大堆报纸分发给每个小组，要求学生们以防拐为主题，用能够反映主题的四个拼图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进行评比。

　　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选图、剪报、美化，同学们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在经过约十分钟的紧张忙碌后，各小组都先后完成了拼图任务，并将完成的作品贴到了黑板上。七幅作品，选材可谓五花八门，但都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防拐。各小组的代表分别上台讲述了自己的作品。最后学生们一致认为，第四组“我是幸福的”是最佳作品，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课后，段彩丽同学告诉记者：“这样的课程我们太喜欢了，可惜每周只有两次！除了拼图外，我们还开展了绘图、表演。”教师向郁金评价说：“这种参与式的教学，主动权让给了学生，寓教于乐，让她们在很轻松的气氛中学到防拐知识，提高了性别平等和防拐意识。同学们喜欢，我们也很乐意。”

　　据悉，在我省湄公河防拐项目实施地的春蕾班中，都开设了这样的课程。元阳县胜村中学校长龙文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湄公河防拐项目在春蕾班的开展，不但改变了这些贫困女童的命运，而且，由于这些孩子们把在学校学到的性别平等和防拐知识带回村中，向家人、同伴和村民们讲解，再通过一传十、十传百，有效地防止了被拐卖事件的发生。脱贫——

　　让拐卖走开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贫困，是造成妇女儿童被拐卖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提高就业率、减少贫困是防止拐卖最有效、最持久的方法。在一期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了解决妇女儿童因贫困而外出的问题，江城县和勐海县分别在试点乡通过市场和村民能力的调查，实施了增加农业收入的措施，如广泛进行技术培训，提供小额贷款，积极鼓励支持女青年从事种植、养殖等。

　　勐海县勐遮乡曼洪村是一个贫困村，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生活贫困，村里有不少妇女外出或被拐卖。2001年，有关部门在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帮助村民种植了5000亩高产优质水稻品种“滇屯502”，村民们当年的收入就增加了一倍。收入增加后，村民自发建起了农贸市场，修建了村寨道路。现在全村3500多妇女全都安心在村中务农，农闲时做着各种小生意增加收入，500多名女童全部在学校就读，没有一人外出或者被拐卖。

　　何美是江城县宝藏乡板河村的一名哈尼族女青年，由于家境贫困，加之父母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说邻村外出打工的一个女青年给家里寄回了1000元钱后，顿时萌发出去闯荡一番的念头。于是她邀约了本村的两个女伴一起来到景洪市，找到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没想到两个月下来，贪心的老板只给了50元的工钱。恰好这时，家里来信说，村子里在开展防拐项目，女孩子在外打工，一不小心就会被骗、被拐卖，让她立即回家。何美回家后，正赶上村里在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她利用湄公河防拐项目提供的循环资金买了8头仔猪，运用快速养猪法，不到半年生猪就出栏了，纯收入2400元；运用学到的蔬菜种植技术，她还种了5亩南瓜和2亩青刀豆，当年纯收入达4200元。现在，家里用上了沼气，装上了电话，看上了电视，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何美说，只要自己多学些知识，多动动脑子，脚勤手快，在家乡同样会有大的发展。

　　通过增加目标人群的收入，这些人群的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得到改善，给防拐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妇女盲目外出的现象减少了，而辍学儿童重返学校的人数却明显增多了。参与——

　　我们都是防拐一员

　　元阳县教育局副局长陈伟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到昆明参加参与式培训的“尴尬”境遇。在一堂预防拐卖妇女儿童的情景式教学中，授课教师将所涉及的人群按“角色”分类：妇女、儿童、老板、人贩、警察等，让这些来自基层、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各行业工作人员“认领”。任务刚一布置，全场立刻哗然：先是没人愿意上台“认领”角色，接着是满场议论这种做法根本“行不通”：我们毕竟不是这些角色中的人，怎么可能像他们那样去思考？

　　在每人都必须参与的情势下，陈伟被发配到“黑心老板”的角色。但是在最初半小时中，陈伟的“扮演”总是进入不了状态：他的身份与“黑心老板”大相径庭，他老忘不了自己是一名教育局长。在教师的多次点拨下，他才慢慢进入了“角色”。

　　最后，当学员们轮流上台交流后，教师专门针对“扮演”反面角色的学员说：“之所以让你们‘扮演’这些角色，目的是想教给你们一些‘换位思考’的方法。我们许多干部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站在当事人角度，设身处地地去为他们考虑的素质。如果不能学会换位思考的方法，你就不能真正了解当事人的需求，也就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拿不出帮助这些贫弱群体的方案。”

　　这便是在湄公河防拐项目中广泛使用的“参与式”方法。项目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时，工作人员们不仅仅是听众，而且每一个人都要用不同方式发表意见。主持人也不提供现成的观点，决定事情怎样做由大家来说。这种全新的工作方法被接受后，大家就会切身体会到由众人共同参与设计出的方案更符合实际，更便于操作。而且目标是自己参与制定的，也就清楚该怎么样去做。

　　在应用参与式的培训和讨论中，江城县所有参训人员都积极寻找拐卖产生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潜在原因以及解决的措施、办法和途径，通过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法，参训学员达成了贫困导致拐卖，受教育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导致拐卖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江城县形成了在妇联、教育、农业3个相互联系的干预领域内实施的反拐全面计划、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教育行动计划、增加农民收入反拐全面计划。在讨论应该在村中发展什么样的农业品种时，村民和农业局工作人员、农业技术人员一起参与调查，一起分析市场需求，最后一道确定了种植、养殖的品种和计划。

　　思茅市妇联一位负责人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以前，他们到一些村去做扶贫项目，由于没有扶贫点村民的参与，只由专家论证就开始种植，结果村民不主动配合管理，造成树苗枯死后，村民们到干部那儿说：“你们的树苗死了。”显然，他们把扶贫任务完全当成了别人的事。如果当初让村民们参与讨论栽什么、怎么管理，结果肯定不同。“参与式”方法的推广后，这样的情形己经彻底改变了。勐海县勐遮乡一名负责项目实施的村干部就这样说道：“以前，村里开大会都是少数人说给大家听，村民发表意见很困难，特别是女青年，甚至很少在众人面前讲话。现在情况大不同了，村里有什么事情，采用参与式方法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一起形成决定。这样，村民们在感到自己意见受到重视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集体意识和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办好村里事的决心。”合作——

　　形成防拐“粘合剂”

　　国际劳工组织项目官员、湄公河防拐项目首席技术顾问辛提斯认为，该项目在云南的成功实施，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多个部门形成合力，特别是政府也为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保障。

　　多年来，在打击拐卖上，公安盯着打击拐卖者，妇联关注受害者，由于着眼点不是罪犯就是受害者，忽视了拐卖现象产生的复杂因素，往往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拐卖问题。

　　湄公河防拐项目提出，鉴于拐卖产生的多种原因和复杂性质，需要多角度寻找解决办法，如果是整个社会都行动起来，预防拐卖无疑会更容易成功。

　　根据这一思路，我省在湄公河防拐项目的实施中，制定了全面的反拐计划，实行了政府机构、群众组织，以及其他部门之间的广泛参与的紧密合作，形成强大的防拐“粘合剂”：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在加大劳务输出、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致力于提高防拐卖的自我保护意识，并用合法劳务输出代替盲目流动，积极为妇女外出务工打造安全通道；省农业部门拨出专款在农村对妇女开展农业技术项目和就业培训，增加妇女的就业机会，提高社会竞争能力；教育部门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中，给予项目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司法部门在项目实施地对妇女儿童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并积极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妇联在农村为妇女儿童建立了“妇女之家”，在城市为农村外出务工妇女建立了“进城务工妇女之家”，及时有效地维护妇女的各项权利……

　　“我们这个项目实施的初衷不仅是想预防妇女儿童被拐卖，还想通过项目实施来探索从源头解决拐卖问题，最终建立预防拐卖的合作机制。云南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南模式’。今后，我们将在更多的国家进行推广。”考察结束时，辛提斯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陈晓波（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