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之旅燕赵行之李大钊：山与海之间的思索

　　编前话

　　2005年4月1日，一个早春乍暖的午后，唐山市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后院内，赵希文抚摸着李大钊长女李星华的墓碑喃喃自语。

　　赵希文是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的侄子，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大黑坨村，见证了李大钊故居

的风雨沧桑。

　　初春时节，除了几辆前来瞻仰故居的大巴，大黑坨村很是宁静，让人看不出这里曾经培育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伟人。也许，这一切只有六百年来守候在村口的老槐树知道。

　　———从今日起，本报“燕赵红色之旅”报道也从渤海之滨的这个村庄开始了。

　　地点：乐亭李大钊故居、李大钊纪念馆、昌黎五峰山

　　故居：穿越百年沧桑

　　迈过大黑坨村东头的李大钊故居高高的门槛，跨越百年风雨，回到了1889年。

　　随着一声嘹亮的哭声响彻大黑坨村上空，一个婴儿在东厢房降生了，可惜婴儿的父亲已经等不到这一刻，一年后，婴儿的母亲也去世了———这些不幸并不能阻挠一个生命对未来的向往和渴望，他用他短暂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敌人的绞刑架前，他心中依然憧憬着“赤旗遍天下”的美好。

　　正屋的门口一块被踏了一百多年的大理石印证了老屋的年龄，光滑的石面记录了李大钊童年的足迹。

　　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吴瑞彬讲了无数次李大钊的历史，但每讲一次仍然饱含感情。看着李大钊和夫人赵纫兰的遗像，他说，故居正屋后来由李大钊和夫人居住，赵纫兰深深记得大祖父去世时叮嘱的话，要让李大钊把书读下去。

　　在夫人的支持下，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归国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赵纫兰亦是辛苦经营、勉力支撑。“……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家的天下……”这样豪情万丈的文字，就出自李大钊给夫人的家信中。

　　故居后院，有一间小小的东屋，是当年李家贮藏粮食的地方，也是李大钊童年读书的地方。小方桌依然端放在矮炕上，油灯、砚台、毛笔、毛边纸摆放整齐。这个宁静的所在，让人想起明代人归有光的散文名篇《项脊轩志》。

　　小东屋前边，一棵杏树下，李大钊的大女儿李星华长眠于此。又到了春天，杏树上花蕾待放。吴瑞彬说，你们来得稍早些，很快就到杏花灿烂的时刻了。

　　1927年，李星华与父亲一同被捕，父亲被杀害后，又与母亲勉力支撑家庭。1979年过世后，魂兮来归。其夫有诗：“杏花报春枝颤开，党的女儿今归来。”

　　五峰山：山海的呼唤

　　五峰山虽然在昌黎县境内，但距大黑坨只有30多公里。李大钊童年时对这里就很神往。“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云际，盖相越80里许。予性乐山，遇重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

　　1907年，李大钊与同乡第一次来到五峰山。从此他就与五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者考证，李大钊先生曾七八次来到五峰山，或者山居避暑，或者政治避难。

　　初春的五峰山还有一些寒意，沿路到处摆满了正在装车的花卉，种植花卉已成为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上五峰山的道路并不难走，车可以直接开到半山腰，当地人说，这是新修的路，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方便了人们寻找李大钊的足迹。

　　用石头砌成的山路一级级把我们引向了对面的山腰，迎面一个白色大理石雕像迎风伫立，八字胡和深邃的双眸雕刻出了李大钊山一般刚毅的脸庞———让步履更轻一点，担心今人的浮躁惊动了他的沉思。

　　看守韩文公祠的老伯指着山腰上的山洞说，就是那个山洞让李大钊躲过了通缉之难。1924年，被通缉的李大钊又回到了五峰山的怀抱，就是在那个山洞里，他写出了著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相信也只有在五峰山这个给他安全感的地方才能够赋予他思考和写作的灵性。

　　与此相印证的是，1917年，李大钊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连日出步街衢，浊尘腾飞之中，顿见点点新绿，绚缀枯寂若死之北京，因忆碣石山中，梨花春雨，正好结少年伴侣，披榛攀石，拨雾荡云，以舒积郁，以涤俗烦，以接自然，以领美趣。”

　　我们的攀登正对应了李大钊当年的这种情绪。怪石嶙峋的五峰山，丛丛新绿随意插在乱石当中，呈现出山野之美。登山东望，沧海隐约可见，广袤平原更是茫茫苍苍。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山海苍茫中，李大钊潜心研究，写出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以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名篇。

　　行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李大钊9岁时即抄录了严复的《重译富国策》，在青少年时期就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经济学书刊，奠定了他救国救民、富国强民的思想。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提出经济和精神的统一这个大命题：“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方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样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乐亭县是一个农业县，长期以来，李大钊纪念馆、故居更多的是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存在的，甚至连“旅游”都很少提起。

　　纪念馆副馆长吴瑞彬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县里规划把农业观光和红色旅游结合起来，比如，在李大钊故居所在的大黑坨村就确定了十几户农家院，搞起了吃农家饭、采摘等项目。”

　　现在，“红绿蓝”三色旅游已经成为乐亭县发展的新龙头，具体的说法就是：“红色旅游为龙头，蓝色（海洋）旅游为支撑，绿色旅游为补充。”当然，这些只是刚刚起步。

　　李大钊纪念馆的李敏副馆长说，今年年后大约接待了两三万人，平均每天接待几千人。

　　赵希文的记忆

　　李大钊的子女们分散在了各地，守在故里的只剩下了赵纫兰的侄子赵希文。在李大钊与赵纫兰的遗像前，“大家都说我和三姑长得像”，赵希文语气中略带自豪。

　　这些年来，赵希文帮着纪念馆接待了不少前来缅怀李大钊的客人。在他看来，这是李大钊亲人的本分。

　　1941年才出生的赵希文显然不可能见到“三姑”和“三姑父”。他说：“大钊的事情都是听家里人说的，说他学问好，6岁能在门口老母庙前读布告，9岁就抄录了上万字的《重译富国策》，被村里人认为是神童。”

　　这个壮实的红脸汉子一直没有离开农村，他对自己的评价是“生活不错，身体不好”。前两年在故居纪念馆上了几年班，后来儿子顶替了他，他就歇着了。

　　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赵希文径直走到后院李星华的墓碑前，他手扶在墓碑上，好似一手搭在了多年老友的肩上。他说，星华表姐对父亲最有感情，也最懂得父亲的心思，从小她就立志要继承父亲遗志。在父亲去世后，她带着弟弟和妹妹继续在大黑坨生活了多年，有一次她去挖野菜的时候看到了一棵杏树苗，就挖回来栽到了后院。建国以后当她再次回到老家时，发现杏树已经亭亭如盖，就立下遗愿，死后要葬在杏树下。

　　现在这棵杏树，是上世纪80年代重修故居时补栽的。

　　赵希文与星华表姐的感情很深，表姐很照顾他，但在原则问题上保持着三姑父的正直。星华表姐曾教育他不要老想着去城市里，农村才是根本。李葆华表哥也一直保持着三姑父的廉洁作风，当时他是彭真的秘书，却回绝了弟弟妹妹调换工作的请求。

　　本报记者：李会嫔

　　评论：“体贴地进入”历史

　　平野漠漠，稀疏的树依然消瘦；风却是柔柔地吹来了，麦苗刚刚开始泛绿，人们三三两两下地，村庄里很少看到北方农村习见的晒太阳的闲人。

　　———这是渤海之滨冀东平原上的乐亭县大黑坨村，李大钊深深眷恋的故土家园。在1917年5月的《乐亭通信》中，李大钊写道：“乡间初夏，四野麦垄青青，遥望村落，人家烟树，俱于沈寂清静之中，呈现出乡间生活自然趣味。”

　　时隔近百年，麦垄依旧青青，只是那份“沈寂清静”再也不可复得了。这些年来，每每穿行冀东的山与海之间，眼见耳闻，到处洋溢着真实的热气腾腾。表面的宁静背后，可以感受到其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冲动。或许，这是乡间生活的另外一种“自然趣味”。大钊地下有知，当欣然、嫣然。

　　大黑坨村北望，隐约可见耸峙一方的碣石山区，毛泽东诗中“东临碣石有遗篇”中的碣石指的就是这里。碣石山中有五峰山，山中有纪念韩愈的韩公祠。李大钊早年多次来到这里山居，观沧海、看云卷云舒。

　　李大钊是山与海孕育出来的精灵。往大里说，是一种大的历史使命的担当；具体说，则体现了危难来临前的镇定。“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来来往往间，生命呈现出厚重和通脱。《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观照自身的同时，也对天地万物、社会生活多了许多烛照，好像无边暗夜里一道豁亮的闪电，照亮了平原和大海，当然，更照亮了一个时代人们灰暗的心田。百年以降，言犹在耳。

　　置身于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场中，还原是不可能了。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努力地想象彼时彼地，那个行色匆匆的眼镜先生，大黑坨李家的、北京大学的教授，然后，“体贴地进入”历史。只是，这种进入有时候不免被故居左近的叫卖声打断，恍兮惚兮，才发现我们必须首先站立在在扰攘红尘中，所有的思索都应该从这个前提出发。

　　涂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