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陈静）昨天，本报刊登了“的哥救人找记者作证”的消息，受到很多读者的关注。的哥救人担心“被诬成肇事人，被家属‘粘’上”，是多虑了还是确实该留“心眼”的明智之举，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谈了他们的看法。
从法律上讲的哥多虑了
西北政法学院行政法系教授王周户介绍，从法律上讲，这位的哥显然是多虑了。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依赖于交管部门。如果当事人家属对事故责任认定的结果有“异议”，认为“救人者是肇事者”，则应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提供足够证据来推翻交警的认定结果。
但在现实生活中，从减少维权成本的角度讲，的哥基于对媒体公证客观度的信任，采取求助媒体的手段是适宜的，可以理解的。但这无形中会增加媒体的责任和负担，因此不宜提倡。要想真正消除这种做好事时的顾虑，还应依赖于社会整体法治化程度和公民社会责任心的普遍提高。
建议目击者主动举证
西安市交管支队事故处副处长高建民说，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不省人事又没有目击者证明的情况下，家属冤枉了救助者可能是无心的，对此很难予以处罚。而另外一种则是纯属恶意的诬赖，一旦查证将会追究诬赖者相应的法律责任。高建民说，交警处理交通事故有相应的程序，不会偏信任何一方，一切事故责任的判断均依据调查核实的结果及明确的技术鉴定。
据闻，国外社会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遇到发生交通事故后，过路者会先帮忙将伤者送往医院，其后所有的目击者都会主动留下来，等候处理事故的交警，将目击经过写成笔录并签名交给警方。高建民说，目击者的主动配合，会彻底打消助人者的后顾之忧，也有利于交警尽快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应该提倡。
健全善人善事的保护机制
西安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永春说，单就此个案而言，的哥做法不失为聪明之举。但这种“非常举动”反映了社会对行善做好事者保护机制的缺失。过去我们总是讲“抽象肯定”的大道理，教人助人行善，但又总是出现“具体缺位”，即具体到某一件事，行善者被冤枉时常常艰难地寻找目击者为他们洗清不白之冤。因此，这种保护机制亟须健全。
当然这种完善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就眼下而言，建议更多地采用技术化的手段，像增加电子眼安装密度，扩大在路面上监控范围。这样既不会放纵了肇事人，更不会让行善者蒙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