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5岁的胡士梁（化名）是一位博士，在上海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的他，年薪超过20万元，过着衣食无忧家庭和美的生活。然而就在今年1月和2月，他连续两次对一位女同事“下手”，窃取了对方的信用卡并提走36000余元。（4月19日《东方早报》、《青年报》）
应该说，是否犯罪与学历高低没有因果关系，但是，所有的高学历者，都是受过最基本的道德教育的，博士从事低级的盗窃犯罪，发生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笔者不是主张胡士
梁去进行高智商犯罪，而是说他出于个人一时贪欲，而走上盗窃犯罪的道路，怎么说都对不起自己所受过的学校教育。
笔者想起另一件“怪事”。近日媒体报道了成都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弓继权等人私分国有资产、贪污、受贿案的情况。有记者采访农家出身的弓继权的一些亲戚时，发现弓继权在家里不但是一位大孝子，而且还是一位模范丈夫，不由为其成为一名贪官而深感困惑。
其实，发生在弓继权身上的现象并不难解释。因为一位贪官得以形成的条件，与其是否具有孝子的品质毫无关系。从传统家庭教育的角度看，忠臣与孝子在品格上的要求似有相通之处，但众多的现实案例都告诉我们，家庭环境对官员能否廉洁从政的影响极为有限。这也是不少地方让“贤内助”来监督官员“八小时之外”，甚至让“小眼睛盯大眼睛”而都不能真正奏效，乃至遭到社会诟病的原因。
笔者将胡士梁与弓继权两人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他们的情况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即一个人的道德层次并不与学识、地位水平成正比。但更想指出的是，他们两人的情况有着相当的不同。胡士梁的沦落主要是个人道德的方面，弓继权的腐败却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应该说，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者都能自觉约束自己不当盗贼，除了极少数像胡士梁这样产生“一念之差”的。然而，只要政治体制和对权力的监督存在着漏洞，弓继权之类的官员，却是很难用孝子的品质来保证自己远离腐败的。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