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摄影名家热评记者抓拍骑车人摔跤(实录)4

　　柴选：刚才孙京涛老师首先分析了新浪网的网友调查，又在人权、知情权、道德以及对中国摄影界的影响的层面上分析了这个事件，最后给大家还留下了很多问题来进行讨论，讲得非常好。

　　另外我们都知道于惠通老师曾经拍了几十年的照片，还当了很多年的图片编辑，同时还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那么也请您谈谈您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可以谈点上的事情也可以谈面上的事情，有请。

　　于惠通：首先我想先谈谈，我们全国各地每天的报纸上都在报道城市中有多少阴井、有暗沟，不知道伤了多少人，但是很少能引起媒体的共鸣。但是恰恰是我们摄影记者拍摄了一个简单的摔跟头，而且我想摔得也不会特别重，就引起了网上的大讨论，我也在新浪网上看了，我看的时候已经发表了三千多条评论。当时我就从网上把这些评论下载来了， 下载下来的目的也是我想将来再和我的学生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我来讲呢，也是搞了很多年的摄影，可能摄影界的朋友也知道，我也是喜欢“挖墙脚”的人物，搞了多年的批评报道。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可能跟在座的各位老师有点不太一样，我完全赞同柳涛，我理解他。可能我还不完全能理解孙京涛老师所说得狗仔队问题，我觉得它可能更能体现一个新闻摄影记者的社会责任心。我想提那么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学生，扬子晚报摄影记者吴俊，他在几年前拍了一组片子，拍摄之后他跟我说，吴老师，我拍了一组片子，新街口，南京新街口一天桥上有个人自杀，五张照片，从天上掉下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问他，你看见他跳了，你救人了没有。后来上班以后我看到这组片子，他是在远处用望远镜头，看到那个人有跳的意向，就是跨越栏杆那一瞬间连拍，嗒嗒嗒，五张照片从那个人跳到在空中直到摔倒地上死亡。

　　许林：当时中国摄影报作了一个整版。

　　于惠通：当时报纸马上就登出来了，马上就有人提到了记者这个道德的问题，当时你发现这个人跳，你为什么不去救他？。但事实的情况是，在他拍的时候，那个人身子已经跨过去了，那个距离你喊都来不及了。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吴俊这个人他当时作的是在那一瞬间拍完了照片，迅速赶到那附近，把这个自杀的人扶起来，然后他掏出了自己的警官证去拦车，他是武警的一名军官，当时穿的是便衣，拦了几辆车，最后拦下的是一辆警车，把这个自杀的人送到医院去了。这个事并不是他所说的，而是第二天南京日报等处的照片，恰巧另外一个摄影记者在现场，拿着照相机拍摄下了吴俊拦车的这个镜头。所以说一个摄影记者在拍摄突发事件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他社会良知的问题。

　　我先是搞了很多年的摄影记者，后来我搞了多年的图片编辑，有很多同学会给我投稿。有一次一个学生给我投了这样一幅片子，就是在南京的中华门外路边停着一个大货车，天气比较热，从摇下的车窗伸出一双臭脚丫子。如果仅仅是这样一张照片拍出来，可能读者就会很单纯的来讨论这个司机的社会公德问题。但是他没有单纯拍这双臭脚丫子，而是在等，再等什么，他等一位女同志，在经过这双臭脚丫子脸上表现出很难看的表情。当时他完全可以去制止这双臭脚丫子，是，这太有损南京形象了。他在等那个女同志，可能他拍了很多照片，但他当时发给我的只有这一张照片，就是这个女同志骑着个小摩托车经过这双大臭脚丫子，歪着个头，脸上很难看的表情。这张照片登出来以后，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社会效果。

　　再者，我曾经接到过安徽的一组片子，是个通讯员拍摄的，这说明这个记者有很强的观察力。这一组片子体现的是合肥的街头有一个水坑，当时拍摄的时候也是在下大雨的时候，他拍了三辆车溅起水花溅道路人身上的片子。第一个车是一个大货车，把水溅到了一个骑车人的身上；第二个车是一个大客车，把水溅到了一个骑摩托车带孩子的人的身上；第三个是一辆警车，同样地点拍摄的三张不同的镜头。他也并没有说我插一牌子在这，你开车要慢点，不要溅到行人，但是他通过这组片子揭露了这个社会的不良现象，通过这组照片有力的抨击了社会上不文明的现象，大货车、客车和警车。这是我所介绍的一个通讯员。

　　另外，作为我个人来讲呢，因为我也是个摄影记者，我也经常能碰到这样的问题，经常在思考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比方说大家都知道我拍摄过一组“鳗鱼苗”，我从到新华日报社以后呢，每年会看到很多这方面死人的报道，常年都有。长江和吴淞口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南通地区。每年都有大量的人捕鳗苗，都会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人他不是渔民，都是些旱鸭子。他们为了捞取最大的利润，不会游泳，坐着个大澡盆、汽油桶就出海了。每当我走到海边，看着一大堆人扛着渔具啊、大澡盆啊冲向一望无际的大海的时候。明明知道他们可能就是在走向死亡，因为每年都要死一些人，到现在还有这种情况。但我不可能去阻止他们，因为我阻止的了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地方两个地方，但不可能去阻止所有人所有地方。因此我拍摄了大量的片子，常年拍摄的。最后中国青年报出了一个版这样的片子，揭示了这个问题。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片子“鳗鱼苗”。另外就是我拍了好多年关于盗墓问题的，当然了，很多朋友把我带到他们那里去，让我来拍这个盗墓，甚至我跑到那去看他们盗墓。当然了作为一个党员来讲，作为一个记者，作为一个人的良知来讲，我应该制止，对不对？但是不可能，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阻止得了这个盗墓。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以来，破坏了很多墓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国家的一些地区兴起了很大规模的盗墓行为，盗墓搞的是千疮百孔，好端端的一个山头上，挖的是成百上千的坑。深的有20几米，浅的也有五六米，无法制止。曾经有一个报社一个杂志说，哎，老于，能不能把那些照片拿出来。我说，我可以把这个照片都拿出来，你们来登。但是这个照片拿出来、登出来以后你能不能制止全国的这些个盗墓？不可能。仅仅靠一个人的力量这不可能，作为一个记者，我只能选择纪录，记录这段历史，让后人知道，哦，历史上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这个讲的可能有点偏题了，咱们再回到柳涛的这个问题上，我看了报道，是别人告诉他的，他完全可以插个小旗子。但是要是插了小旗子，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没几个人会知道，除非经过那里的人才会知道。不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中那么大的影响。那么正是他这样做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引起了反响，那么咱们大家来一起集中解决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以上就是我想说的。

　　柴选：各位老师都讲了很多，而且时间也过得很快，现在也已经是深夜12点了。张蔚飞老师作为华东图片网的主持，这几天组织这个图片编辑研修班也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们有幸请到了张老师也来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华东图片网组织的这个图片编辑研修班是非常必要及时的，我们中国摄影报对这个活动也非常关注，而且没有这个研修班我们中国摄影报和新浪网也不可能请到这么多名家。而且张老师本人也对这个研讨会很关注，百忙中也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下面我们就请张老师也谈谈对柳涛这个事件的看法。

　　张蔚飞：刚才我看了一下中国摄影报的这个报道、也听了前面几位的发言，也非常有感触。这件事情上就牵扯到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做人的个人的道德和做记者的职业道德。我认为如果完全从人性化来说，柳涛他的这个行为可能会引起一点非议。但是我们从这个社会的理解来说，我不但理解柳涛的行为，我觉得还应该支持他的行为。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点什么事，总要看实际效果实际情况。假如他拘泥于一个做人的道德，类似在旁边立个什么标杆之类，拍的那个照片的要解决我们长期存在而且长期以来又一直解决不了的类似问题，那是天方夜谭。所以，他采取了这个略显极端的行为和略显极端的画面，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引起社会的重视，来解决这个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从大的方面来说，他应该是无可非议的，我觉得我们强调照片从本质真实和表现真实上面来取舍的话应该更注重本质真实。我想同样把这个道理引发开，当我们做人的道德和职业道德相矛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选择对社会影响更大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点非议，但从解决社会问题有帮助的话，不妨就这样去做，这是我对柳涛这件事情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我觉得上次中国摄影报也讨论过，当一个比如说亲人遇难以后，家里的人想瞒着老人。那些记者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把他家里的人找出来。我想不一样，那个时候柴选来问我的时候，我对这种现象表示反对。完全可以很客观的，家里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家里人想把这个噩耗瞒着她，同样可以引起社会的共鸣。完全没有必要非要这个老人听到噩耗后一下子晕过去啊，甚至是不幸病亡了，用这种极端的效果来引起大家的重视，这里面就是个人性化的问题，但是牵扯到柳涛的这个问题还完全不是的。

　　许林：我插一句，那个问题完全就牵扯到媒体和记者的道德问题，他们完全是违反了记者的职业道德和做人的道德，完全不尊重他家人的意愿和考虑老人身体的实际情况，那种行为完全是不对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缺失。

　　张蔚飞：对，我觉得在柳涛这个事情上呢，就是摔伤了这个人，换取了整个社会来关注这个问题，他这个取舍还是值得的。这有点像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家的意思。所以我基本的观点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作为图片编辑作为主管还应该支持和肯定这种行为，但不应该去过分的鼓励这种行为。

　　刚才柴选也讲到，人民日报华东分社和中国摄影学会组织这个图片编辑研修班的机会，大家能够就这个新闻摄影界甚至整个社会都很关注的话题进行这么一个讨论，我感到很高兴。能够为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讨论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我感到也算是为中国新闻摄影作了一件好事。我想就说这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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