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

　　司马迁后人在徐村

　　2005年5月27日清晨的阳光洒在晋陕大峡谷，黄河的激涌奔腾从龙门找到了缺口，从上游被“一壶收尽”的黄河带着经历九曲十八弯的疲惫，顿时松弛了自己的神经，徜徉在广阔的大地上。在母亲河的西面巍然而立的韩城，在晨霭中写满了神秘。

　　黄河从代表集纳一体、收容思想的壶口文化为始点开始积蓄能量；在禹门峡谷中，黄河里的一片小洲传言是当年鲧盗来的息壤；而《诗经》中“关关雎鸠”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龙门以下的黄河湿地上。在韩城，黄河的瀑布形态、峡谷形态和湿地形态集中地体现在一起，她似乎预示着黄河文化多种因子的重叠与交融。

　　韩城拥有的不仅只是黄河文化，更重要的是，在这片土壤中，深深渗透着“《史记》文化”的因子。韩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司马祠就伫立在黄河岸边。由于韩城位于关中最东北部，是秦晋交通要道，因此在这里建立司马祠更多意义上，是在韩城乃至陕西大门上做了个“史记文化”的路标。

　　种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掩盖下，一个天大的秘密就隐藏在韩城一个叫徐村的村庄。村口的一座石牌上“法王行宫”四字乍看之下让人不解，正当人们苦想这是哪代名医的居处时，徐村人便会走上前指点一番：“倒过来念……”

　　“法王行宫”倒转一念，竟然成了“宫刑枉法”！四面环沟的徐村充满了神秘，它究竟想隐讳什么？为什么又留下明晰的线索？

　　1000多人中，并无一人姓徐，村民对徐字的解释为：“徐，余二人也。”那么剩下了哪两个人呢？

　　不是两个人，而是两支人——村中的“冯”、“同”两姓。

　　徐村里最盛大的节日并非春节，而是清明。每到清明，“冯”、“同”子孙便会大拜祖先。不同姓氏的人们竟然在同一个祠堂里祭奠祖先，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出现在徐村。因为“冯”、“同”子孙，都血出一脉，他们共同祭奠的祖先正是司马迁。多年前王国维关于司马迁后人“不可考”的论断的确凿性正在被人怀疑。

　　东汉年间，司马后人担心九族有患，来到了这里，长房将“马”字加两点姓了“冯”，次房将“司”字加了一竖姓了“同”，而后给此地起了个名字———续村，后改为了徐村。在这里，冯、同两姓千百年来仍旧保持着互不通婚的习俗，这一禁忌直到1963年才首次被打破。

　　27日中午，接受了40多家媒体记者采访的同有旺回到了家，正是他和妻子冯粉竹开了冯、同不通婚的先河。“当时村里很多老人都不同意，连她大伯也反对哩，但人家不在我面前说，我也就不管！”同有旺笑着说，他至今为婚姻的幸福而欣然。

　　韩城的民居几乎都有门楣，学街上“进士第”的门楣让人欣羡；但在徐村，出现最多的一个写法是“耕读第”，同有旺家也不例外。“一边种地，一边读书，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都是司马迁的后人，所以这村子读书的人家特别多，但是几乎没人是为了做官，读书就是为了识理！”同有旺说。

　　距离徐村十里的花池村的马启怀老汉坐在徐村初中的侧门下，在他头顶上的门楣上写着“风追司马”四个大字，这便是此次活动名称的由来。

　　“花池是司马迁的生地呀，现在还有司马书院哩，花池就是司马迁的花园。我们马家，也是司马迁的后人，但是这次活动我们到现在才知道。”听到冯、同二姓子孙开始祭奠司马迁的乐声响起，80多岁的马启怀老汉一言不发，多少有些怅然。

　　“朝半陕 陕半韩”的历史脉络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之根，在他的故乡，历史序列惊人地完整保存着。

　　出了徐村向北行数里，便是著名的石拱桥———“毓秀桥”，过了桥就直入韩城南门。修建这座桥的是一位贵州刘巡抚，原因很简单，他是韩城人。为了防止儿孙借桥收费，刘大人象征性地出价二十八文将桥卖给了官府。

　　毓秀桥上原有的六座牌楼只剩下了一座，但回忆起这些牌楼上的题字，便让人察觉到了韩城的钟灵毓秀。“户尽可封”形容了韩城人读书入仕的成果，“四方汇归”反映了出外做官的韩城籍官员归乡时的繁盛，让人们终于感受到了明、清两代官员“朝半陕，陕半韩”的历史脉络。

　　走进韩城，学街上的一座老醋坊正以沉静的醋香抵抗着现代文明的侵袭，醋坊大门紧闭，从门上写着的告示上可以看出。

　　学街之名的由来，大概可以从学街住户中的地位和学街上的文庙略知端倪。

　　学街周围的民居无一不保持着明清时的建筑风格，青灰色的门额上各有所书，最引人瞩目的三个字竟然是“进士第”。

　　“凡门楣上写着‘进士第’的人家，先人肯定中过进士，这没人敢胡写……”学街上一位老者介绍时，脸上满是自豪，“明朝、清朝，陕西有一半儿的进士都出在咱们韩城，不但有进士，还出过状元呢！”

　　从文庙里魁星楼就可以看出，韩城的确出过状元———只有出过状元，当地的文庙才有资格建魁星楼。文庙里陈列着的清乾隆皇帝御笔亲题匾也为这一事实做了印证，除了金代出过状元郝鼎臣之外，另一个状元就是清代做过皇帝老师、斗败了权臣和绅的王杰。

　　在清代，渭北高原上高中的比例远远不及江南繁华之地，因此乾隆皇帝竟然出了“扶贫”这个念头，将考在第三名的王杰钦点为状元，世称“扶贫状元”。

　　充满悖论的城市

　　韩城是座古老的城。韩城老城龙行街，给人一种与现代文明割裂的感觉。

　　每当落日的阳光不能绕过高梁，给老街投下阴影的时候，店铺的主人会和先人一样将十几块木制的门板上上，作为一天劳作的句号，最后一块门板合闭时，偶尔还会听到主人家吼上一嗓子：“家住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

　　商贾的繁盛和城市的经济紧密联系着，党家村的声名鹊起并非只在今日，当年晋商沿着黄河一线来到了韩城，也就把晋商和晋商文化带到韩城。在那个储户要向银号缴息的年代，晋商银号带给中国民族经济发展之功不可磨灭，大量的资金在镖局的押护下由全国涌到了党家村，财富经过时间洗涤之后，凝固在了大量的民居建筑之上，晋商文化中的缮宅之风就此留给了党家村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供奉儒家领袖孔子文庙的城市里，重农轻商的思想并没有能力去阻碍商贾文化的繁荣，早在封建时代，韩城就以宽容的胸怀同时接纳了商业文明。

　　从黄河文化到史记文化，再到科举文化和商贾文化，复杂的多种文化成分杂糅在一座1621平方公里的城市之中，必然造就出相悖的观念，韩城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多样的典型例证。

　　韩城人熟悉这样一句话：“走下司马坡，秀才比驴多。”据统计，韩城在明、清两代共出过贡生727人、举人550人、进士119人，宰相3人，处处可见南北尚书、祖孙巡抚、父子御史、兄弟侍郎。

　　在徐村，司马后人们亦耕亦读，只求识理不谋乌纱，因为他们的祖先受了封建王朝惨无人道的欺凌；而在徐村周遭几里的地方，却是中国著名的西部科举之乡，金鲤跳龙门的宝地；两者在矛盾中得以共存，前者是学而优则隐，崇尚着古朴的上古大隐之风；后者是学而优则仕，遵循着传统的儒家思想；前者是穷则独善其身，后者是达则兼济天下。

　　司马迁与王杰，正凸显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两种观念，两种选择，抑或是两种命运。

　　如果说司马迁一生本就是对历史颜色的描绘，那么徐村的故事就是对历史无奈的一声叹息。

　　因不愿成为思想上的失踪者而付出了生命尊严作为代价，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遭遇命运之舛的代表，生前曾是平边定土、抵制匈奴的汉武帝重臣，却死无葬身之地，反而是来自草原民族的杰出代表忽必烈为他建立了蒙古包一样的衣冠冢。司马迁用生命捍卫了千百年历史的真实，从而被历史上的封建王朝视为异类；而他的子孙却固执地游走在田野中，玩着拆字的游戏将真实隐匿了千百年。

　　与党家村里的镖局、分银堂比起来，徐村显得清贫落后；与文庙周遭的“进士第”比起来，徐村更是少了光鲜的荣耀，但徐村人并不羡慕，他们默默地将引以为豪的秘密封锁了千百年。

　　在黄河边，司马祠冷峻地望着龙门，在它身后，文庙无言地立了千年。韩城，就是这样充满了悖论。

　　本版文／ 本报记者 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