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绝唱

　　从出生龙门到壮游全国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的一天，在美丽的龙门（今陕西韩城境内）附近，有一位复姓司马的官宦人家，似乎要有喜事发生。苍茫的天空之上，来自大漠的风雄劲地刮起尘埃，遮掩着滚圆通红的太阳。杨柳在户外迎风起舞，看着主人司马谈焦急又兴奋地徘徊、环顾和等待着。突然一阵强健有力的新生儿的啼哭声传来，司马谈疾步奔入房门，一把抱住

婴儿，眼里饱含着无限的欣慰和期待。

　　这个婴儿后来被叫做司马迁。他降生于我国西汉王朝开始进入鼎盛的时代；降生于我国古代曾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政治文化中心，降生于有着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的“龙门”。历史在这里已经给人们某些暗示———马司迁必将作为一个东方大帝国盛世的见证人而存在。

　　在美丽的家乡度过快乐童年后，公元前135年，10岁的司马迁随父来到都城长安求学。他有幸拜识了两位博学的高师。一位是孔子的十二世孙、古文经学的大师孔安国，司马迁师从他学过《尚书》；另一位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董仲舒是今文经学专家，尤其精于《公羊》、《春秋》。师从于这两位大师，使司马迁获益匪浅。为他最初树立理想，端正做人品行，培养严谨的治学作风，日后能大量阅读古书，搜集整理古代史料，撰写《史记》打下了极为雄厚而牢固的知识基础。在与传奇人物的广泛接触中他的世界观逐渐形成，为后来著作中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了自己的标准。

　　公元前126年，司马迁20岁了。这个盛世的骄子，像一只羽翼丰满了的鸟，向往着去亲自领略那更为广博的世界。他结束了十年的闭门苦读，沉浸在帝国强盛与繁荣所带来的兴奋与喜悦之中，开始了一次伟大的壮举———去进行历时数年、行程数万里的全国游历。

　　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过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帮、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园。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临长城，南游沅湘，西到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汉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游历所获甚丰，对他日后做人、著史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宋代大散文家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因此可以说，这次游历是《史记》写作的摇篮，无次游便无《史记》之诞生。

　　举如椽巨笔著《史记》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却有病而不能从行，抑郁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天禄阁和石渠阁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我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太初历》奠定了现在阴历的基础，支配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达2000年之久，其对后来的影响之大，亦不下于《史记》。由司马迁主持完成的这一工作，对我国人民也是一大杰出贡献。

　　请记住前104年。这一年，对于司马迁来说至关重要，一件是完成了上述介绍的新的历法———《太初历》，一件是开始了历史新纪元似的著述———《史记》。这是两件在历史上不朽的事业！这时的司马迁刚过不惑之年，精力充沛，神思飞扬。除了迫不得已随同汉武帝出访巡游之外，他便潜心于档案、古籍之中，伏首于几案、木简之上。那部史书巨著的腹稿已孕育良久，反复酝酿，已经瓜熟，只等蒂落了。

　　艰难困苦炼成千秋史胆

　　司马迁正伫立在一个历史分界点上，这是一个辉煌的端点。他曾立志写一部高于《春秋》的史书；什么样的内容和神韵才使它具有非凡的价值呢？司马迁心中自有主意：要像孔子的《春秋》一样，述史是表学术为里，在述史中寄寓学术主张，让《太史公书》在学术上“成一家之言”，完成统一文化学术的使命。

　　但是此刻，荒野里士卒们浴血奋战，无辜倒毙，朝堂上官员们勾心斗角，忠良含悲。司马迁在血色中已无法安坐于高阁，阴郁沉在他的心里，浸透了案头的篇章。终于在6年之后，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将司马迁抛到了死亡的边缘。

　　天汉二年（前99年），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直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即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为了史书，他也决不能去死。为了《史记》的顺利完成，他“就极刑而无愠色”。

　　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病之躯，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6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前后历经14年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司马迁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今天无可细考。完成了《史记》，也就完成了他终生的光辉使命，实现了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他大约卒于汉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后。他是在人生最宝贵的壮年结束其生命的。《史记》开始称作《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司马迁倾毕生心血和精力写下的这部《史记》，在我国乃至世界的史学和文学领域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将之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它是文学历史，一部二十四史，都是用他的方法写成的，它又是历史文学，深深影响了后世各种文学体例的发展。它具有着划时代的伟大建树，是千年的绝响。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范超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