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精神

　　向司马迁学习

　　当年司马迁出于良知为李陵辩护，遗憾的是，他的辩护冒犯了汉武帝，从而受到宫刑的处罚。司马迁是带着生理的痛苦和心理的屈辱追求真理的，而且他有巨大的贡献于中国。他显然是世事和人情的体证者、历史的梳理者、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也是命运的悲哀者和愤怒者。我以为纪念这个人惟一合适的方式是探索他的思想，特别是向他学习，否则不能证明

一个知识分子的虔诚。

　　司马迁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其大著，还有其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他壮游天下以考察风物，他穷览典籍以占有资料。他绝不媚上，也不媚俗。他的写作原则是：“不虚美，不隐恶。”这是一种可贵的求真态度。他曾经从伯夷与叔齐的结果发现了人生并不是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的。他认为一些富贵安乐之徒往往都不是正派的人。在司马迁的时代，人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但他却不信，他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之惑已经进入了哲学的层面。这是一种可贵的怀疑精神。如果他稍微聪明一点，那么他将完全可以像东方朔一样在朝廷吃香喝辣。他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直言？他为什么要背负着被侮辱、被嘲弄的日月活着并工作呢？他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一种可贵的使命意识。我以为，司马迁的求真态度、怀疑精神、使命意识，都是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

　　司马迁是在长安遭遇宫刑的，也是在长安完成其事业的，这常常使我百感交集，因为我就生活在长安。当然我的激动也不仅仅由于我是长安人，怎么会呢？从1992年开始，我以三秦大地为据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它的人。我走遍了保存着祖先信息的山川河流、庙宇陵墓。我向几百个有特别经历的人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几十个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登上权力之暖房以后又坠入权力之冰点的人。我还搜索着一段荒诞岁月的种种文件、书信及日记。非常之艰难。我身处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甚至有知识分子身份的人也在曲意而行匆匆打粮，然而我愿意做一点还无法打粮的工作。虽然我不敢说以司马迁为榜样，但当然要向他学习。学习并不是只在舌苔上鼓一些颂词，重点的是学习这个人的品质，以在行动上增加硬度和韧劲。不要做不屑子孙，不要让这个人笑！朱鸿

　　伟大的孤独客

　　透过沉沉的时间黑幕，我看见我的那位叫司马迁的乡党佝偻的背影。以一个男人的心去度另一个男人的心，我能感悟到他被除去男根之后全部的感受。除去男根，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是真正的奇耻大辱。这耻辱甚至要超过被杀头。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透过那些啼血的文字，我们感受到了这一点。“生不如死”，这是司马迁对自己当时心境的描写。

　　但是他不能死。如果他一死，这个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煌煌大作《史记》，我们今天就无缘得见了。太史公那时候是不是知道他的那一只秃笔，将如此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史学界、文学界，以至整个中华文明的文化大厦的构成吗？他大约并不知道。他只是凭着文化人的一种直觉，觉得要把这本书写完。

　　因为要写《史记》，他没有死。他又苟且偷生了许多年。

　　在写作的途中，那被除去男根的地方最初大约是血肉模糊，接着慢慢结痂，接着红肿……那里面不断有脓血流出。这位伟丈夫，这位奇男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他的《史记》的。

　　今天，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仍能嗅见《史记》字里行间中的那股血腥味，那种挣扎之声、呼啸之声、不平之声。

　　中华碑载文化的一项伟大工程完成了，这工程就是《史记》。历史老人即使具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他也想象不到这项工程竟是这样完成的。以今天人的角度看来，也许正是因为腐刑，成就了司马迁，成就了《史记》。———尽管这个推理是如此的残酷，可是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

　　看哪，这就是文化人——大文化人，他承载着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全部的苦难，他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全部赐予，他把这些全部当作养料，他在完成自己的同时，时代也完成了他。最后，他超越时代，站在一切之上。

　　他多孤独啊，环顾左右，能和他同行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但是他还得走着，因为这是宿命。即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与他同时代的人早就寿终正寝了，而他依然化作青铜雕像，迎接着一年年的风风雨雨。

　　我把最高的敬意献给这位伟大的孤独客。高建群

　　遭受大辱之后

　　公元前99年的一天，在朝为官的司马迁说了一些汉武帝不喜欢听的实话而获罪宫刑。从此失去了男人的“尊严”。

　　宫刑对于司马迁无疑是一桩飞来的横祸。它残酷地摧残人体和意志，也极大地侮辱人格。精神上给他带来的压力远远超出了肉体上的痛苦。他也曾一度凄苦不堪。在屈辱和失意中，他写下了《悲士不遇赋》：悲夫，士生之不辰，愧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从文中流露出他的绵绵愁绪和低落惋然的心情，宛如寒夜里埙吹奏出的一首苦曲。从中不难领略到凄惨无奈和无法释怀的苦闷和压抑。

　　司马迁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和自己未完成的著作。他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奋图强来鼓舞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下来。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经历了痛苦后，开始重新认识自我、认识生命。在他看来，成就才是生命价值的最根本体现。不幸的遭遇增强了他著《史记》的感情力度。他著书时，使命感倾注笔端，心中迸发出一股无比壮阔的豪情，这是他雄壮的呐喊、心灵不屈的抗争，是对理想信念的肯定。

　　司马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身体忍受着难以启齿的痛苦，在著书的漫漫长途中，坚持不懈地奋进着。历经多年，终于著就了被后人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生命不可以轮回，人生易老。面对厄运挫折、面对沉浮荣辱，司马迁不失本色，一任风云变幻，始终直面人生，追求理想，这是“史圣”给我们留下比《史记》还要珍贵的文化遗产。本报实习记者陈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