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散落民间的抗日英雄:枪林弹雨中的反特小队长(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3日22:47 燕赵都市报

　　本报记者王小波文/图

巡林归来

说起峥嵘岁月，老人意气风发。

　　老兵档案：刘明

　　，1920年生于唐山市丰润区西佑国寺乡东孝义村，20岁时参加抗日工作，1942年开始任反特小队长打击特务汉奸。因为要照顾病重的母亲，1948年没有随军南下，回村务农。现在是村里的义务护林员。

　　八旬老汉骑车如飞

　　5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去丰润区东孝义村寻访刘明老人，刚走到村口，领路人突然跳下车冲林阴道上大喊，只见一个骑着电动自行车的背影在乡间土路上飞驰，眨眼之间，那个背影已经在一里开外了。人们说，那就是刘明。85岁的人还骑电动车跑得飞快？记者有些讶异。

　　半小时后，刘明返回来，他现在是村里的义务护林员，每天要骑车在乡路上跑几个来回。

　　孤身收服日翻译官

　　把我们领回家，刘明老人滔滔不绝地讲起那段抗日经历。1920年，刘明出生在这里，20岁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丰玉遵联合县第四作战区的工作，1942年任反特小队长打击特务汉奸。

　　刘明去打日本人的理由很简单，日本人、特务、汉奸敲诈鱼肉百姓，把村里人害惨了，人们夜不安寝，村民在进村的必经之路埋下了许多地雷，一听见有爆炸声就纷纷往山里跑。

　　那时候，日本人搞“清乡”，我党也有部队专门清除特务汉奸，刘明正属于这支特殊的队伍，他的活动地点主要在白官屯、鸦鸿桥一带。对特务汉奸并不是一概杀掉，而是除掉作恶多端、民愤大的，留下有用的，以引导人们积极抗日。

　　1943年6月，白官屯的日本张翻译官被游击队击毙后，日军又派来一个邓翻译官。一天，刘明去伪保长家，正好看见邓翻译官坐着马车出门，问了一句：“翻译官上哪儿去？”不料翻译官大怒，蛮横地喝道：“你哪儿的，姓啥？你咋知道我是翻译官？”

　　伪保长见势不妙，赶紧将翻译官拉到院子里，刘明已掏出枪来，心想着再嚷就将他毙了。“毙了他会给伪保长惹来麻烦，少了一个联络点。”刘明转念一想，放过了翻译官，径直上集市上去了。

　　没多久，伪保长气喘吁吁地在集上找到刘明，说翻译官想和他“接头”，刘明怕中了埋伏，不愿去。不一会儿，翻译官又让人来找刘明接头，并捎话说：“希望共产党不要杀我，杀了我还会有新的翻译官过来。”于是刘明就去了，邓翻译官早在院里备好了酒菜候着，盛邀刘明喝酒。翻译官为何前倨后恭？为防有诈，刘明推说不会喝。经不住伪保长和翻译官的轮番劝说，刘明端了酒杯。喝到第三壶，日本宪兵队小队长野久带着人突然闯进院来。

　　刘明赶紧将枪藏到座位下，警告伪保长和翻译官说：“你们要是通敌，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事发突然，还是露出了破绽———不小心把背枪的皮带露了出来。野久进屋指着刘明问：“这人是哪儿的？”“是警卫队(伪军)小队长。”翻译官说。野久没多怀疑便走了。

　　野久走后，邓翻译官又乞求刘明，让游击队放过自己。刘明给翻译官开出条件，让他每天给游击队送信，报告日军的行踪，邓翻译官满口应承。

　　当时有一名我党干部受伤，刘明安排他在仰申坨村养伤。一天，邓翻译官派人捎信来说，警备队上仰申坨去了。刘明带着通讯员就往仰申坨追，在村东发现了22人的敌警备队。刘明“砰砰”朝天开了两枪，大喊：“八路军回来了！”早被吓破胆的伪军纷纷扔掉了枪，只有一人试图反抗，被刘明一枪击毙。这次战斗刘明他们很轻松地缴获了20条枪，驻在白关屯的伪军几乎一夜之间全被遣返。

　　勇歼“坏水伪军官”

　　刘明的胳膊上至今还留着枪伤，弹孔清晰可辨。老人说，这是清除特务时自己人擦枪走火留下的。

　　1942年旧历5月，刘明奉命到鸦鸿桥去清除特务。这次要清除的特务叫杨勇岐，杨勇岐在当地无恶不作，连自家亲戚都不放过，百姓恨之入骨。

　　刘明和通讯员在麦地睡了一夜后，第二天戴着破草帽混进了集市。临近中午，刚要找地方吃饭，鸦鸿桥的伪保长吴某跑来告诉刘明：“杨特务就要来了！”等特务走近，通讯员用枪顶住了特务，特务却挣扎着朝炮楼跑去，边跑边喊，刘明连开数枪将特务击毙，随后混在慌乱的人群中逃离了现场。

　　后来，刘明得知那天击毙的不是杨姓特务，而是另一特务，杨勇歧跑到三里河当上了特务队长。当年8月初的一天，刘明又带着人追到了三里河。无奈杨勇歧窝在据点不出门。等了半天不见杨出来，刘明利用伪军去引诱也没有效果，正踌躇间，只见两个伪军军官骑着高头大马出了据点。

　　伪军线人告诉刘明，挎着军刀的是伪军营长，拿着枪的是伪军连长。刘明问：“这俩人坏不？”“坏透了，‘拿’老百姓的啥东西都不给钱，人们叫他们张坏水和李坏水。”线人说。

　　因为离炮楼太近，刘明只得带着通讯员远远跟在后面。眼瞅着离炮楼远了，准备动手了，伪军营长和连长却下马来拿路边百姓的苹果吃。

　　刘明和通讯员商量好，刘明打连长，通讯员打营长。伪军连长当场毙命。伪军营长拔出军刀扑过来，刘明大喊站在他身后的通讯员开枪，通讯员年龄太小，紧张慌乱中一枪射中了刘明的胳膊，刘明忍痛继续朝伪营长开枪，伪营长应声而倒。摘下敌人的军刀和枪后，二人飞快地跑开。

　　由于没有医疗条件，刘明只好找了个乡村医生用纱布绑了绑伤口，吃着邓翻译官从唐山买来的止痛片，硬扛了过去。

　　发妻遭日军酷刑含恨离世

　　日伪军对刘明很头疼，千方百计想除掉他，却一直不能得手，于是把毒手伸向了刘明的发妻。1944年，刘明当时的妻子被日军抓去，敌人使尽了各种残酷手段，却没有从这位坚强的农村妇女口中掏到一个字。等到刘明赶回家，见到的是浑身紫黑、奄奄一息的妻子。没多久，妻子就含恨去世了。

　　讲到这里，刘明老人的语速明显变缓，声音也低沉起来。

　　1945年日军投降后，刘明又打过“顽军”。因为要照顾家中病重的母亲，1948年刘明没有随大军南下，而是在村里做了一个普通农民。村里人都知道，当年这个打日本的老头脾气倔强，爱管闲事，好打抱不平。

　　口述历史

　　东躲西藏的抗日小学

　　孙梅村(河北师大老干部处)

　　我今年76岁，是蠡县西连子村人。我8岁时发生了“七七事变”。1940年麦收前，日本鬼子在我们村修了据点，把20几户人家的小村拆平了。我家祖孙四代11口人，除了逃出时乘的一辆骡子车外，什么都没有了。

　　我家被迫到离家二三里路的东莲子口村去住，日常必需品能借则借，不能借的就借钱去买。农村有个惯例，过年要还债。我家过不去年了就卖了四亩地，有的人家就讨饭了。本来，我和两个侄子正上小学，这时也上不成学了。

　　东莲子口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种抗日工作又开展起来。该村成立了地下性质的抗日小学，学生按年级和男女分组分散在老乡家里。我和两个侄子都上了这个学校。由于敌人越来越狡猾，经常闯进村来，学校受到了很大威胁，几天在这里，几天在那里，不敢固定在一个地方。

　　后来，我们学校到村外的白家坟去上课，女生带上筐和割草刀，男生背上锄头或粪筐作掩护。到了白家坟，我们尽情地玩呀唱呀，像出笼的小鸟一样。但因为鬼子的骑兵容易到这里，我们学校又迁到离村更远的交通沟。交通沟里一点树木也没有，在毒太阳下上课，有时渴得我们想咽点口水也没有。尽管条件艰苦，大家都没有怨言。我们校长说过，抗日连死都不怕，还怕苦吗？所以谁也不叫苦。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学校又迁到离村更远的地洞里。

　　因为鬼子到处修岗楼和汽车路，时间不长，我们又回到村里。我们学校敌情紧张了就停课，松了点就复课，断断续续始终维持着，直到鬼子滚蛋。

　　那时，有一首抗日歌曲叫《战斗的蠡县》，斗志昂扬，我至今还会唱：我们生在蠡县，我们长在蠡县，我们都是蠡县的战斗员。我们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家乡、保卫田园，誓死与日寇开展生死战……我们坚决、我们勇敢、我们誓与倭寇拼命！我们一定要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