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提示———从今年6月1日起，珠海市拱北海关开始实施红包公布制度：对查实的送红包者，初次将致函其所在单位并通报其上级主管部门，说明所送红包的处理情况，告诫其严禁再次发生类似事情；两次以上的，将在海关的业务现场、报关大厅等场所或海关互联网站公布所送红包的有关情况，内容可包括送红包人员的姓名、单位、红包金额及处理情况等，公布时间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同时致函其所在单位并通报其上级主管部门。（6月1日《珠江晚报》） 据悉，对禁止送、收“红包”制订专门的办法并发布公告，在国家机关尚属
首次。但是，从全国来看，许多地方党政机关早就发布过“红包禁令”。如年前广东省纪委下发通知，重申“红包禁令”，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决拒收和赠送现金、有价凭证和贵重礼品，坚决抵制“跑官卖官”行为。
曾几何时，海关也成为腐败高发的“重灾区”，这往往和“红包”有直接关系。“红包”现象的本质就是权钱交易，就是腐败。现在海关总署发布“红包禁令”，就是对这种腐败行为的一种提醒与警告，其对象既包括收受“红包”的海关工作人员，也包括送“红包”的一方，因为恰恰是他们促成了“红包”泛滥。但是，这一纸禁令的威力有多大？我们尚不知晓，考虑到权钱交易都在幕后进行，我们恐怕很难清楚地了解其威力。不过，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发布的“红包禁令”或者可资借鉴。
据报道，广东一直在实行“红包禁令”。去年1至11月，全省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共有761人主动上交“红包”总金额达990万元，这从侧面反映“红包禁令”的威力。990万元是个惊人数字，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761人上交红包990万元，人均上交额为1.3万元。对于经济发达的广东省来说，这个数目并不高，因为以前广东省查处的一些乡镇级的腐败干部金额也高达几十万元。
所以，我们不能迷信“红包禁令”的威力，作为海关的最高领导机关，海关总署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抓内部的廉洁问题。当一些海关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拥有过大而无约束的权力时，他手中的权力就可以转化为金钱的“商品”，各种暗箱操作也为权力的商品化提供了可能。正是因为海关内部的廉洁出了问题，才使得不管是正当的企业，还是有明显走私违规图谋的企业，为避免“麻烦”都必须以“红包”开路。这和因为有馋嘴的猫拦路，才有过路的老鼠孝敬“红包”的道理一样。
因此，海关总署发布“红包禁令”虽然也算制度创新，但是单靠“红包禁令”是远远不够的，把板子打向“过路的老鼠”更是有推卸责任之嫌。要从根本上解决海关的廉洁问题，应该把治理内部作为重点。一方面要消减一些海关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拥有的过大权力，另一方面要公开办事程序，让一切都在阳光下运作。这样一来，自然就会取消红包的市场，“红包禁令”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马国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