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关怀缺位：交通执法凭什么服众？

　　违法必究，每一个道路交通参与者对此都心知肚明，但真正面对罚单时，却又有太多的苦水要倒。安徽来京务工人员杜宝良“百次处罚”事件余热未退，便有更多“杜宝良”站出来有话要说：缺失人性关怀的交通执法难以叫人心服。

　　在某个汽车专业网站论坛上，一位自称向来守法的网民讲述了收到两年来第一张罚单的不快经历：几天前，我在四环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四惠桥不幸被“电子眼”抓了个正着

，200元罚款外加3分违章积分足以叫人引以为鉴，但我心中更多的却是不解与困惑，因为罚单显示当时车速为每小时82公里。这位网民说，两公里的差别，对那套高价、先进的雷达仪器而言自然不在话下，可有多少汽车的时速表能精确地显示出来呢？超速自然不对，但关于超速的标准和定义也绝非限速牌上写个数字那么简单、机械。在一些发达国家，只有车速超过限定时速一定幅度后才被视为违法，因为立法者和执法者明白，驾驶员靠脚踩油门是无法精确判断车速的，而且汽车的时速表或多或少存在误差。

　　这位网民还指出，国外的一些处罚手段也很简便，即在超速数值后面加个零作为罚款金额，如果超速40公里，就罚款400元。相比北京“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下罚款200元”的笼统规定，人家的执法既铁面无私，又容易让违法者接受。

　　西三环路紫竹桥由南向西的匝桥规定限速每小时30公里，上个月由此路过的韩先生尽管小心翼翼但还是未能逃过“电子眼”。据他回忆，一上桥便看到醒目的限速牌，赶紧将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0多公里，下桥时还特意松开油门，但由于是下坡路汽车越来越快，等他发现并急踩刹车时，时速表指针已超过“30”的位置。

　　韩先生不服的是，这里车辆并不算多，设定这么低的限速标准，依据究竟是什么？

　　合理限速既能保证道路安全，又不妨碍道路畅通，但北京市设定的道路限速值从何而来、由何而定，公众并不清楚。对一个司机而言，如果不知道在某个特定路段超速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他的守法意识可能会打折扣。这种见“果”不见“因”的执法依据，很难让人心悦诚服。

　　根据北京市的规定，机动车在同方向划有二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行驶时，没有限速标志、标线的，城市道路最高时速为每小时70公里，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路和公路最高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但中央电视台的一项调查显示，不清楚这个规定的人竟然占到84％。

　　在一家投资公司任职的王女士拿到驾照也就一年时间，每次开车上路都中规中距，但前段时间的一次违法经历让她觉得十分别扭。穿过西直门内大街一个路口时，信号灯突然由绿变黄，王小姐赶紧刹车，车头稍稍超过了停车线，没多久她便在网上查到了“车辆停在人行道”的违法纪录。王女士觉得很无辜，她说，性能再出色的汽车都有一定的刹车距离，即使是严格执法也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依据国内的规定，如果机动车尾灯不亮必受处罚，受罚者也不会“狡辩”，但一位“海归”人士的经历勾起了人们对人性化管理的渴望。这位人士在国外开车时曾被警车追上，并被告之汽车一侧的尾灯不亮。警察虽然开具了“罚单”，但并没有任何处罚措施，只是请他在7天内修好，然后到指定地点接受检查，如果逾期不办才会受到严厉处罚。这位“海归”人士认为，汽车尾灯出现故障，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旁观者才能发现，简单地处罚不知情的司机合法却不合情理。

　　法不容情是法制社会的基本特征，但并不应该排斥人性关怀，因为法律、法规的本意在于引导人们规范行事，而处罚只是手段。对这个观点，即使是交通执法者也不反对。一位交警告诉记者：确实有很多违法者的遭遇值得同情，其抱怨也存在合理成份，但按法律、法规条文办事是我们的职责，如果真要质问的话，也应该质问法律、法规本身，而不应该是执法者。

　　新华社记者崔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