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有意为社区文化活动“买单”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2003年9月“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启动。2005年3月起，太原市民政局投入10万元，为50个社区援建图书室。几乎与此同时，太原市一家民营企业推出了另一种机制的“图书进社区”方案……自3月中旬起，太原市桃北东社区、桃南二社区、滨河社区、公园路社区等十个社区分别建立起读书俱乐部，由先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文称“先近”公司或“先近”）提供最新的书刊，会员一年只需花20元，就可以办一张借阅卡并成为俱乐部会员。该公司计划在今年

年底之前将这样的读书俱乐部推入太原市100个社区。届时，由读书而建立的广泛人脉将带动该公司广告等产业的发展，读书俱乐部的会员就可以免去会费。也就是说，到明年的时候，太原市将近1／4的社区，居民有望在自己家门口免费借书看。太原市民政局社区管理处班处长说，像“先近”公司这样，以民间的资本、市场化的运作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在太原是唯一一家；即使在全国，这也可以称为建设学习型社区的“太原模式”。意义不可低估。

　　送书进社区：政府行为遭遇尴尬

　　在桃北东社区，在同一间图书室中，市场的成就和政府的政绩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大约20平方米的房间里，两三排开放式书架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书架上，最新版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营销策略》《南风窗》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而在房间最里面还有一排书架，“铁将军把门”，里面藏的是“青年修养丛书”之类，一看就是陈年旧书。管理员说这外面的千余册是“先近”公司的，里面的二三百本是民政局送来的。在桃南二社区，这样的对比也赫然在目。自从“先近”公司3月份开始推广社区读书俱乐部以来，凡是与民政局先期送来的图书“不期而遇”的，这种对比的尴尬总不可避免。于是就有居民抱怨民政局送书进社区是“形式主义”——社区并不“领情”。民政局有关负责人叫屈：“图书进社区”本应该是文化部门的事，而且民政局也没有帮助社区进行硬件设施建设的职责。只是因为民政局是社区建设的业务指导部门，所以才勉力而为。在民政局的计划中，明年还将再投入20万，为100个社区送去图书。如果没有其他资金来源，这样的投资还将一直进行下去。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图书进社区”是项很复杂的工作，涉及到社会很多方面，单纯靠哪个部门、单靠政府根本不行，得动员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参与。

　　社区自治：理性经济人的社会目标

　　“先近”公司就是这样的一支社会力量。他们强调公司的社会价值目标：“首先是社会效益，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在太原，公共图书馆只有省图、市图两家，且藏书数量有限，更新缓慢，借阅规矩繁琐，交通不便，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借阅需求；书价的高居不下，对低收入家庭而言无疑是项不小的负担；而在居民生活的社区，每个都有棋牌室，但却没有图书室。据介绍，“先近”在社区建立读书俱乐部，就是要建立“十分钟读书圈”，让人们走十分钟就能借到书。而买书的终极目标就是阅读，“先近”要让买不起书的人也能方便看书，而且是最新最好的书。推动太原市民的阅读，还不是“先近”公司社会目标的全部。公司经理贾先生拿起一本研究“社区文化”的书对记者说，社区文化所包含的方方面面都是“先近”已经或者将要介入的项目。在他的书中，按照选举文化、住房文化、慈善文化、健康文化、绿色文化、企业文化、社团文化等，社区文化被分门别类地加以介绍。在这些社区文化的种类中，做过基层干部的贾先生最看重选举文化，“社区文化首先是选举文化”，只有居民的政治意识被培育起来，“社区自治”才有可能实现。下一步，帮助社区举行听证会，聘请律师来作法制讲座，帮助在贫困家庭与富有的老板、白领等人之间建立联系，发展慈善事业，贾先生说这些工作都会进行。

　　免费看书：企业承诺不是诳语

　　对于市场中理性的经济人而言，“有利可图”总是重要的，投入产出比的计算必不可少。“以图书为载体，整合文化资源，带动相关产业”，这是“先近”的经营理念。据悉，其“相关产业”目前主要是图书广告和社区家政服务。董事长李女士拿着一张保险广告告诉记者，他们每借出一本书，都会包这样一页广告，书中各具特色的书签细看也是含而不露的广告。“先近”目前代理的图书广告业务就是借助各个社区读书俱乐部会员所建立的人脉来推广的。之所以能免去会费，是因为“先近”不是以会费、而是以广告来盈利的。贾先生算了一笔账。以5万个会员计算，按月做广告，一个书皮加一个书签2个广告位，1个月的广告收益就有10万，1年至少有200万的利润，而且因为在社区建立了读书俱乐部，还可以此为网点代理发行报纸，连发行费用都免去了。到时候，这样的收益完全可以使他们提供的图书对借阅的读者免费，而且可以做到一年更换一次书刊。这样，社会效益自然会带动经济效益，看书的人越多，广告更新就越快，盈利就越多。这样的结果是：企业赚钱，居民免费方便看书，政府和社区从发展文化活动的资金短缺中解脱出来。撤下来的在城市相对过时的图书则可以发往农村，在农村建立读书俱乐部。

　　并非离题：“先近”困扰的深层折射

　　居委会主任是城市一级自治组织——社区的法人代表，“先近”聘其为所在社区读书俱乐部的经理，由他们为俱乐部雇两名管理员，“先近”为其支付工资，同时每月交给社区200元办公经费。所有读书俱乐部都是分别与社区签订协议后建立起来的。“先近”规定，读书俱乐部要从早8时开放至晚10时。6月12日晚9时半，记者跟随“先近”负责人抽查社区读书俱乐部的营业情况。桃南二社区，记者走进居委会的社区图书室。只有管理员一人在看书，她说现在孩子们还没放假，而且又快考试了，所以没有什么人来，白天人要多一些。李女士说这样的社区读书俱乐部要算不错的，社区领导肯配合，管理人员负责。“先近”在向社区推广读书俱乐部时，往往遇到一些他们自己无力解决的问题。一是人们与所在社区和居委会之间的隔膜。除了低保户因为领取救济金要跟社区居委会打交道外，经济状况良好的工薪阶层几乎不与居委会发生联系，很多人连居委会在哪里都不知道。人们不了解社区，自然不知道依托社区居委会建立的读书俱乐部。最近，“先近”出了一份叫做《社区文化信息》的小报，宣传社区，同时宣传自己。二是社区领导的观念问题。有些社区干部仅仅把引图书进入社区当作任务来完成，看重的是所在社区拥有图书室的形式，以应付评比和检查，至于居民看不看书、有多少人看书，并不在意，也就不会积极宣传。在抽查中发现，有的图书室在应该开放时是关着的，“先近”就向居委会主任反映，请他们尽责。但是说过之后，还是屡屡再犯。而在已经建立的10个社区读书俱乐部中，有一半存在这种情况。值得玩味的是，“先近”不得已把社区违约的情况反映到民政局，由民政局来出面警告社区居委会主任：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撤掉图书室———情况有了好转。对此，国内社区问题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林尚立教授指出，私营企业的介入丰富了社区建设的社会资源，这是中国社区建设在未来的重要趋势。但是上述具体矛盾的解决过程表明，政府管理社会的体制与社区自治的体制两个层面的逻辑未曾理顺，政府依靠自身的权威解决本应由社会自组织的力量来解决的矛盾。合理的路径是，政府提供社会力量解决问题的机制，而不是替代社会力量解决具体问题。由于“先近”的业务拓展对营建“学习型社会”以及“文明城市”的重要意义，太原市政府计划在本月内为其举行一个公开的“启动”仪式。公司负责人期待在得到官方的正式肯定后，能引起社区干部的真正重视，从而积极落实双方达成的协议。贾先生的看法是，什么时候社区干部从父母官变成公仆了，什么时候读书俱乐部就真正建立起来了。本报记者原蔚(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 网络编辑：史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