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沿上演闹剧(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5日06:25 华商网-华商晨报

　　多年来一直从事沈阳文化史研究工作的七十二岁老人沈阳文史馆研究员齐守成

　　实习记者　闻英奇　摄

　　名词解释

　　日本正义团

　　所谓“日本正义团”，在当年的日本政界只是一颗暗淡无光的小星，在议会上连个席位也没有。他们所奉行的，不是什么先进的或开明的政治主张而是明治维新后早已没落的武士道精神，鼓吹私人意气，闯荡江湖，所以把他们的头头称做“盟主”，下设本部长、事务长、顾问、职员及各地支部长，大部分是日本的浪人（无业游民）和退伍军人。

　　这些日本浪人在日本苦无出路，把“九一八”看作是一个桥梁，为了趁火打劫，便迫不及待地冒着弥漫的硝烟急匆匆地窜到东北来，企图先入为主抢占各自的发展地盘。他们假冒仗义，为日本帝国主义奔走呼号，拉拢中国群众。主要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取宠于权门，捞些政治资本。

　　“日本正义团”来到东北后，将本部设在小北城门里张作霖时代的热河督统汲竟金纯的宅院里，他们还在苏家屯、铁岭等沈阳周边地区设立支部，广募团员，并颁发证书、团章，发放“良民证”。

　　岁月回眸

　　6月的一天，阳光明媚，和齐守成老人一起漫步于小河沿旁，阳光、绿地，让人感觉惬意。

　　如果不是听了齐老讲述的历史，谁也不会想到73年前的这里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召开“万人大会”的地方。

　　大会上日本帝国主义叫嚷着向中国人分发月饼，宣传血腥侵略是一种“仁政”，自编自演了一场场荒唐闹剧。

　　抢中国人的食品拿去诱惑中国人

　　“谈到日本的文化侵略，不能不提到‘满洲正义团’，他们视中国人为没有智商的愚人！”齐守成说，“他们希望通过一块月饼、一件旧衣服这样的小恩小惠来收买中国人，让中国人根除‘中国思想’，让人们记住自己也是日本人。”

　　齐老说，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年（1932年），“伪满洲国”刚刚建立，“大满洲正义团”就在沈阳（当时称奉天）出笼了。

　　“可笑的‘正义团’还挑选小河沿召开了所谓的‘万人大会’，”齐老说，“他们之所以选择小河沿这个地点，是考虑到了小河沿是沈阳的八景之一，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参加，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得知日本人要在这里开会的消息后，人们纷纷散去。”

　　“据史料记载，当时参加的人员，不到1000人，而且基本都是日本人，但他们仍然一厢情愿地冠名为‘万人大会’。”

　　那天一大早，“正义团”的负责人就事先来到小河沿，他们费心思地布置了会场，并发放宣传单，敲锣打鼓地宣传他们所谓的“正义”和“仁善”。同时为了笼络更多的中国人，他们在大会上大量分发月饼和旧衣服，并领着人们集体宣誓，参拜“正义之神”，并组织人们一起高呼“祈予我以正义之力”的口号，一时锣鼓喧闹，声势浩大。

　　“他们分发的食品和衣服并不是从日本带来的，都是从沈阳的工厂、食品厂里抢来的，当时的‘稻香村’就没逃出此劫，”齐老补充道，“会上他们大肆宣扬‘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进行战争是正当的，杀人也是正当的，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行仁’、‘日满一家人’吗？”

　　据齐老介绍，每逢过一些节日时，“正义团”都会搞一些相应的活动，比如日伪当局有些什么号召和措施，他们便积极响应，动员所属支部组织群氓摇旗呐喊。

　　“他们还在大会上敲锣打鼓搞宣传，有的日本人还画着鬼脸取悦人们，”齐守成笑着说，“为了进一步笼络中国人，他们还一厢情愿地组织自费的赴日旅游，还开设了一所3个月期满的日语速成班，免费授课，他们以为中国人会吃他们这一套，真是太可笑了。”

　　“满洲正义团”昙花一现

　　日本人希望通过“正义团”实现在精神上的统治，但是“民营”的“正义团”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想的效果。

　　在当时被日本侵略的东北地区，不但不可能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实行假民主，容许若干政治团体自由建立，而且也不像日本那样有在朝在野几种政体并存。

　　他们既要利用政团作为工具，又必须使之单一化，以免产生意外的不同政见。如此性质的“满洲正义协会”，就必须对“民营”的“正义团”加以排斥。

　　1936年，随着日本官办的“满洲协和会”的产生，在沈阳活动了5年的“满洲正义团”如昙花一现般悄然退出历史，名义上叫做“发展的撤销”，并入了“协和会”，正义团“盟主”酒井荣藏则卷起铺盖退回日本，仅把小林德三留在沈阳转任“协和会”的事务长。

　　“满洲协和会”是日伪当局官办的政团，表面上它是模仿议会组织伪装代表民意，实际则是日伪机关发号施令的传声筒，替敌人伪政权宣布政令，传达号召。

　　他们一面伪造民意，组织老百姓积极响应表示拥护，以便于使其所有的侵略政策都能贯彻无阻。也就是说，他同伪政府的关系表里是一体的，一个高高在上，一个“深入民心”，一呼一应地唱着双簧。因此他们在组织形式上也不能不网罗民间会员，也同样要挂上个“协和会员之章”。

　　“实践证明这种‘以日治华’的方法在中国根本行不通，”齐老说，“‘正义团’只是日本侵略的一个过度，在强硬的武力统治下，必须有一种相对‘软’的统治手段，它的产生和消退都是必然的。”

　　“文艺指导纲领”下的沈阳

　　“同其他的文化侵略相比，‘正义团’只是一支小小的插曲，”齐老说，“更为残酷的文化侵略要属当时日本在沈组织的‘总务厅弘报处’推行的‘文艺指导纲领’，他们不准中国人讲中国史，学校只能教授日本语。”

　　为了实现在武装和精神上的双重统治，1935年日本在沈阳组建了“总务厅弘报处”，专门负责沈阳及东北其他省市的书刊、杂志、报纸等审查工作，其厅长和处长都是日本人。

　　从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东北沦陷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长达14年，这14年中，沈阳的报纸在日本特务的摧残下，一步一步走向了衰落，同时也有无数的人因为违反了日本的“文化规定”而惨遭杀害。

　　“九一八”的第二天上午，有南满铁路附属的新闻情报机构《日中文化协会》的都甲文雄，用“绑票”的方法将各报的支持人用汽车挟持到南满铁路的一个小楼里，恐吓他们今后不准发表任何反日言论和东北实况，否则将予以取缔。

　　当时沈阳的报纸有很多家，如《东三省公报》《盛京时报》《醒时报》《新民晚报》等。不过当时公布的《出版法》却禁止和封闭了具有民族意识的中国人办的报纸。据“伪年鉴”记载，将辽宁省仅有的《奉天公报》等7家报社查封。

　　如果以《出版法》算做第一阶段，那么1935年伪满弘报协会的成立，并于1937年“七七”后发布新闻统治政策即为第二阶段，将中国人报纸一律“勒令停刊”。

　　当时的《盛京时报》社址在日本租界内（今天的和平北大街北头），社长先是日本人中岛直雄，后为染谷保藏，主笔是菊池贞二。

　　“这些人一般都能撰写中文报刊，他们将日本的意思直接表现在中国报纸上，这些报纸只准采用‘满洲国通讯社’稿，别无其他途径，消息的内容都是鼓吹日本侵略政策的，在报纸出版之前伪警察还要进行严格审查，如果送审的大样不被盖上审阅完毕的图章，报纸便不能浇版付印。即使有时盖上章了，也会被临时通知撤销某篇稿件，报社不得不在纸型上‘开天窗’，”齐老介绍说，“他们当时实行的‘文艺指导纲领’，要求所有报纸、书刊和杂志不准出现‘中华’、‘中国’、‘辽宁’的字样，就连书店里卖的《鲁迅文集》都被销毁了，日本人说这是中国色彩的文化。”

　　齐老还讲述了一段趣闻：1935年，日本政府摆布伪皇帝溥仪访日，去见他们的天皇裕仁。当然，他们要动用报纸作为宣传的机器来隆重宣扬这场傀儡戏。

　　《盛京时报》不仅将其列为头条，而且加上最醒目的标题“二圣交欢”。本来这“交欢”二字属于日本用语，在中文里极易产生歧义，偏偏“欢”字又是平时罕用的“驩”。稿子发到排印厂时，被一位有心的工人看出了可乘之机，将大标题换成“二圣交驢”（驴的繁体），这个字不仅躲过了日本警察的审阅，还传遍了读者手中。

　　事后日本宪兵暴跳如雷，百般追查，一位新来的徒工勇敢地出面掩护，承认自己识字水平太低，弄得宪兵队也无可奈何。

　　“这也是中国人在日本文化强压政策下的无奈反抗。”齐老语气沉重地说。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通过“正义团”5年的“摸底”，日本培养起了大批的汉奸，他们培养中国人藏式毅担当奉天省省长，并成立了“维持会自治指导部”“以华治华”，他只是日本在沈阳的一个“棋子”，完全按照日本人的意愿行事。

　　在谈论文化侵略在整个侵略史中的地位和角色时，齐老说，“这次的文化侵略实际是军事侵略下，日本‘安抚’中国民心的一种手段，除了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外，文化和精神上的侵略是更可怕的，他们试图通过精神文化的‘占有’实现他们的‘日满一家’、‘日满亲善’的目的，但事实证明这种侵略在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面前是根本行不通的。”

　　他同时强调说，历史是无法改变和抹杀的，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能够做的也只有“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惟有如此，别无其他。本报记者　陈婵婵

　　顾问名单

　　总顾问

　　原中顾委委员、黑龙江省原省委书记兼省长、抗联老战士陈雷

　　抗战名将彭施鲁少将

　　辽宁省军区原副司令员、“老八路”南启祥少将顾问

　　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抗联老战士李敏

　　辽宁省委党校教授、“老八路”张一波抗联老战士单立志

　　6月15日

　　1940年冀察热边区八路军粉碎日伪军对蓟县、密云地区扫荡，毙敌300余人。

　　1941年日机27架轰炸重庆，投弹59枚，我民众死伤94人。

　　1942年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发动青纱帐战役，至7月底，毙伤日军600人。

　　老照片

昌图国民高等学校毕业纪念刊物上刊登的宣扬“圣战”成绩的文章

日军涂抹掉抗日标语

　　请您参与

　　八旬老人拿起电话道衷肠

　　本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系列报道昨日进入第二天，读者向本报提供线索的热情也持续升温。

　　昨日10时，81岁的唐先生致电本报表示：“1932年秋季自己6岁，居住在岫岩县五区（现更名为杨河镇），总能看到日本兵从村子里过，后来村内有两名姓孙的人参加了抗日武装，被日本人发现了到村子里来搜查、抓人还烧了房子，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参与活动的读者中更多的是替参加过革命的父母打来电话。

　　在为期60天的系列报道过程中，本报将继续征集线索，欢迎您的参与，与我们分享您的珍贵记忆。

　　热线电话：024-86268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