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嗓门一种过时的喧嚣文化

　　就餐者体验到的“吵得令人不安”的感觉在生活中经常出现，这种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容漠视的。大声说笑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不经意间转移他人注意力，打破安静的用餐环境，干扰他人正常用餐。要知道，相对独立的用餐空间可能是两个人沟通的桥梁，对某些特殊职业的人来说可能仍是工作时间，频繁的噪声不仅淹没了正常的谈话声，也是对其他用餐者极大的不尊重。

　　事实证明，很多餐厅纠纷是因为邻桌大声喧哗引起的。这是因为，除了影响就餐者的正常语言交流外，人为噪声还极易对人的情绪产生负面影响，使人情绪压力加大，导致暴躁、易怒、不安。因此，用餐者在自己放松的同时，也要照顾别人的情绪，惬意的就餐环境应该由大家共同创造和分享。

　　刘心武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将大嗓门引发的喧嚣现象称之为喧嚣文化。我认为颇有见地。他认为，嗓门大，在公众空间里也毫不收敛自己的嗓门，形成大声喧哗的效果，起码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就形成了。它是一种社会文化，而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前二十几年，这种文化更加普及，表现出来也就更加强烈。他举例说，在上个世纪前半叶，这种喧嚣文化是伴随着进步的社会革命而生成的，有其宝贵的历史价值。像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激动过亿万中国人的名篇，光那题目就显示出与细语低吟相反的高呼畅啸。在掀翻三座大山的艰苦卓绝的革命进程里，中国民众的喧嚣呐喊体现出了醒狮的气派，而这醒狮不是单个的人，是一个集体，是革命的阶级。

　　在上世纪中后期，不仅阶级斗争是众声喧嚣，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大体是处于那样的一种“声境”。比如1958年“大跃进”时的民谣，后来被郭沫若和周扬编选为一本《红旗歌谣》，其中绝大多数都必须吼出而不是吟出。

　　到“文革”时候，中国人的喧嚣文化达到了本民族历史以来的最巅峰。那时候屋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每天会连续很久地广播出声色俱厉的话语。

　　如对喧嚣文化的生成作深入的学术研究、讨论就还需要细化，比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究竟是不是已经埋伏着喧嚣的因子？像老庄的道家文化，不是特别强调静默吗？儒家所提倡的是“中庸之道”、“克己复礼”，也并不主张把事情包括发声推向极致啊。难道是法家提倡了“大喉咙狂呼”？愿有专家学者给我点拨：以喧嚣为先导来集合群体，以期改造世界甚至改造每一个独立生命，究竟肇始于什么？

　　对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喧嚣文化，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它当中沉淀着历史的合理性、必然性，有极其悲壮甚至可以说惨烈的足令我们生出大宽恕、大悲悯的成分，但毕竟这种文化是应该更自觉地退出社会主流的时候了(我不主张让其出局，当然它本身也不会自动出局)，在建构新的国民文化品性的过程里，应该让平和敦厚的文化占据主流，体现在声音上就是要氤氲出“尊重别人也保持自尊”的话语修养。市社会科学院邹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