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赋渔特稿：城市里有着我的梦（下）

　　【南京日报报道】本报记者　申赋渔一直希望走进我们城市的一些特殊群体：孤独的老人、重负下的孩子、迷惘的毕业生，他们或者不被了解，或者干脆就被误解。这是凭着一个职业记者的直觉发现的，然而有待求证。日常的工作又让我无法深入到这些群落，进行个案的调查访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教授也建议并支持我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我们首先完成了“关于民工生活及理想”的调查。新传院2003级及记者班的数十名同学成为我的合作对象，与我一起深入到南京城的各个角落，去揭示这一群群人的生

活境况，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痛苦与希望。感谢这群真诚善良的年轻人，他们不是以好奇，而是以一腔同情的心去观察去感受采访对象，以新闻人的职业水准客观、朴实地描绘出一幕幕生活风俗画，以此展示着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景观，实现着一个新闻人的历史使命。民工，他们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然而又是城市绝不可少的建设者。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人生理想，他们的工作与娱乐，离我们是如此之近，又是遥不可及。当我们深入进去，却发现，面对生活，他们却有着不屈不挠、永不言退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有着并不高大却感人至深的人生追求。这一切，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切，就隐藏在那一张张淳朴笑脸后面，我们日日相见，却常常视而不见。

　　“未来？未来是想不到的。”

　　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的一个工地。於广友正在粉墙，看见我们的到来，他笑着和我们打过招呼，又低头继续工作。他蹲在满是水泥砂浆的地上，手上握着平扁的铲子。铲上一小团的水泥后，就开始为土黄色的砖块墙粉上一层层水泥，细心得就像在为一个姑娘上妆。念完小学后，於广友就在家里帮忙种地，20多岁开始才出外打工，一直都是在工地上当建筑工。这些年来，工地上的活他都做过了。他最想的就是回家盖个两层楼的房子，“没有十几万是盖不起来的，材料贵啊。”即使我们不停和他说话，他也始终没有停下手头上的工作。就这样一遍一遍地重复相同的动作，毫不松懈。工地的后面是一排简易宿舍。一位扎着马尾辫，看起来很年轻的女子，和同伴们正聊得起劲。看到我们的到访，房里的人即挪开空位子，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或许是不习惯与陌生人接触，我们问起她的名字时，她显得有些不自然也不作声，默默接过我手上的笔，在左手上工工整整地写下“周玉平”三个字。38岁的周玉平从安徽天长随着丈夫一块来南京打工没多久。5年前她在温州的一家皮鞋厂工作。周玉平年轻好看，辛劳的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她说以前孩子还小，走不掉。现在孩子都上学了，她也就趁年轻出来打工，好为以后的生活存点钱。她在工地上当小工，什么活都得做。“工头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运砖啊，搞内部粉刷啊，搞内粉可辛苦了，还有监工在监督，粉的不好，是要返工的。没法子，还是得干，停一天工就少一天钱了。”他们一星期要工作7天。每天早晨5点起床，梳洗之后就开始干活。趁着每天的午休时间，她就回宿舍睡睡觉，补充体力。周玉平夫妇和同乡的另一对夫妇共住一个房。用一块木板间隔成两个空间，各放一张一米二宽的床。他们在门的后方和墙上拉了条绳子，衣服就全挂那里。木桌右侧墙上挂了两顶常年暴晒于烈日下导致褪色的红色安全帽。在我们采访的时候，陆陆续续地来了好几位他们的同伴。小小的房子里聚了十来人，热闹极了。他们都是离家在外挣钱的一群人，工作结束后他们的娱乐活动就是这样聚在一块打发时间，说说笑笑的，话话家常。在周玉平接受访问的过程中，她39岁的丈夫於广友始终伏在床上静静地翻阅报章，偶尔抬起头来看我们，或跟随同伴们的话题而笑起来。上过初中的周玉平，说话时总带着礼貌的笑。谈到未来有什么打算时，她重复了“未来”这个字，笑容慢慢消失。“未来？未来是想不到的。现在就只管挣钱，让小孩念书。”顿了顿，周玉平继续说道，“城里的条件比乡下好多了，我希望我小孩以后可以到城里学习，可以上大学。”

　　“我是工地上年龄最大的”

　　上海路的一家废弃酒吧。蔡依琳的《看我72变》欢快地回荡在空气中，昏黄的灯光，照着满墙光怪陆离的现代艺术画，窗户玻璃上还留着不少老外的照片，估计都是以前酒吧的常客，拆迁时没来得及揭下。几个建筑工人三五成堆地围在一起，或聊天，或下棋，或打牌，还有的蹲着，蘸着地上的一个塑料盆里的清水刮胡子。这里总共住了30多个人，几乎都是安徽六安一带过来的建筑工人，因为老板就是六安人，工人们的平均年龄在35岁。现在他们正为南京大学的一个工程施工。这个废弃的酒吧就成了他们临时的宿舍。一个高高的、胖胖的工头也和工人们住在一起，不过他的床位被单独隔开了，像一个独立的小单间，里面有微型电视、VCD、音响等，在工人们头顶盘旋的歌声就是从他那传出来的。60岁张传玉是其中的一员。碰到他时，他正因为不舒服而没出工在宿舍休息。那天并不算冷，但他穿了衬衣外套，早上把雨衣都穿上了，还是觉得冷，只能回来休息。张传玉可以说是这个工地上年龄最大的工人。“现在工地上50岁以上的人都不要了，我还是跟老板认识，才能留下的。”“才到这个工地半年。以前的老板嫌我太老了，同样的工作，我干的比年轻人还多，比如在六层楼上抱瓦，又累又危险，结果给年轻人35元一个工，给我才32元。”张传玉很黑，满脸皱纹，衬衣的衣领已经磨破了。他说他最近一次买新衣服是在5年前，平时穿的基本都是儿子剩下的衣服。张传玉家里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孩子也都在外地打工，用他自己的话说，家里的生活水平也算“小康”。他们村从18岁到50岁的人，80％出来打工。“不打工靠什么？现在种地又不赚钱。”十多年来，张传玉已经在好几个城市打过工——上海、苏州、宜兴……现在他每天早上6：00开始工作，工作时间将近12小时，基本都是体力活，很累。说话间，张传玉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浅蓝的“秦淮”，抽出一支点上。“今天一上午没抽，省了钱了！”这1．5元一盒的“秦淮”，张传玉一天能抽两包。“其他我也花不到钱，就这点爱好了。”他的烟龄已经有40多年。抽着，他还咳嗽着。“我一辈子没花过200元钱在看病上。”身体比较好，是张传玉自认为比较欣慰的一件事情。扣除饭菜钱和零花钱，张传玉每月可以剩下600元左右。张传玉希望以后能找个清闲的活，毕竟岁月不饶人，现在的活有点干不动了，听说去北京可以看自行车，他打算明年去北京。张传玉说他不想家。“孙子有他奶奶带着，我没啥不放心的。”同一个房间的老乡陈天胡也说他不想家。“想家干吗？不想！我都老了！”——他今年40岁。他把放在钱夹里小儿子的照片很珍贵地捏着给我们看，是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很清秀，眉宇有几分像他父亲，只是很小的年龄，似乎已经有了一些忧郁。他父亲很自豪地说，儿子长得不错。今年才16岁，已经在外面打工很长时间了。去过上海，去过庐江。聊到儿子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陈天胡眼圈一红，说不出话来。

　　“我怎样也会找钱让你读书”

　　今年43岁的朱孝清来自泗洪县，和两个弟弟一起在南京当民工。七八年前他曾经在厦门打工，遇上了“黑”老板。本来有1700多块的工钱，最后却只拿到了1000块钱。“最重要是跟对老板。”他说。除了工地每天3块钱的伙食外，平常早上，他都会在外面买些吃的。“你们来得可巧了，我们今天晚饭有鸡腿吃。但不好吃！”他悄声抱怨。“明年想到内蒙古去，听说那边有金矿！”说起前妻，朱孝清收起笑容。1986年和前妻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前妻就离开他跑到南通。后来，就离了。“其实我们感情不错，主要她嫌弃我们家穷，没办法，兄弟姐妹多嘛。”朱孝清说：“不谈了，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对于未来，他没想得太多，接下来的计划就是把家里的小厨房重盖，“以前盖得矮，潮湿，要盖高点。”朱孝友是朱孝清的弟弟，一副腼腆的样子，外貌看起来斯文有礼，不像一名民工。他是在工地当小工，拎泥桶，拌泥土，什么活都得做。一般的情况他会选择加班，一直通宵做到第二天早上6点，然后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宿舍睡觉，中午12点接着做。加班每小时他可以多挣到1块5毛钱。“那你的薪水够维持家里的开销吗？”他摇摇头说道：“不能，在家乡的老婆在田里种地再卖水果才够。”迫于生计，他无奈离开自己的妻子及两名儿子到外面打拼。“大儿子现在17岁，因为上学迟，现在才念初中二年级。小儿子也有16岁了，今年上初中一年级。他们学习还可以，尤其是大的念书蛮有条件……”他兴奋地向我说：“他呀每次考试都在前十名以内，尤其外语及数学最好。”“我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孩子们身上，我都已经跟孩子说了，只要你能读到大学别看老爸只是个民工，我怎样也会找钱让你读下去。”

　　“老板说，一次可以搬8块”

　　遇到这几个农民工兄弟是在一个居民区路边大树下的花坛边。他姓孙，安徽合肥肥东人，31岁，家里已有3个女儿了，还打算继续生。“我们那重男孩，我不打算生，老的也不让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每月往家寄700，自己用200。”“我们自己找地方住。你看那水泥板搭的和塑料布拉的，晚上都有人住。”他指着斜对面沿居民院墙搭的一排简陋房说。“我也想自己当老板，让老婆孩子过好日子，中个500万，什么都不用愁喽。”他笑起来，好像在讥笑自己。边上一个民工也笑起来。他很少说话，只是不时地露出他深深的酒窝。他姓李，安徽人，今年38岁，家里只有一个儿子，上四年级了，成绩很好。“上次我给人家修水管，她家地板下的水管漏水，但不知道在哪。我找到后把地板撬开，水就不住地冒出来，到处都是。那家就开始骂我，嫌我脏，话难听得很！”说着他的眼神显得有些惆怅。“只能忍啊。不能和钱作对，要么你走人。”他将手中抽剩的烟蒂往水泥板上使劲按灭。“我们老乡去年就从四楼摔下来了，当时人没摔死，只是睁着眼不能动。送到医院后，人就开始清醒了，后来还是死了。”姓孙的民工说。“人死了，工头只要赔几万就完事了，要是摔残废，得管一辈子啊。他弟弟和他在一个工地，那天到医院工头让他出去打电话给家里人，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哥哥已经进太平间了。”“他们家从北京请来了律师，最后官司打赢了，赔了30万，结果律师在这住一个月的费用加上请律师费，总共花了20多万，再去掉别的开销，最后他家才落到四五万，就这么结束了。”他说完大笑起来。旁边一个小伙子，一直蹲在花坛边上埋头抽烟。他姓王，今年22岁，儿子刚满一岁。他没插过一句话。“最近他老婆生病了。”姓李的民工补充到。“怎么回事？”“风湿住院每天都要针灸，一天住院费要50块，他正愁呢。”“该干活了。”他们起身继续将楼板往推车上搬起来。“好重！”我搬起一块说。“也就30斤吧。”“我们一次搬5块老板还骂呢，说一次可以搬8块。”在城市的一角，贫寒甚至困顿地生活，强体力的劳动让他们的心思与身体一样简单、粗糙，然而，梦想却照亮他们沉重的人生。只要有梦想，人总能有希望地活着，他们或他们的孩子总有一天会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我们的城市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呢？他们在南京，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能让梦想成真吗？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想、赵一蔚、张祥、罗文婷、刘冲、张羽、李明娜、项莉、萧燕芯、黄琲珺、蔡春莲、官玮怡等同学参与了本文的调查采写，对于他们的艰苦劳动，在此深表感谢。

　　(编辑　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