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洛南农民手持农具追歼日寇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记者在商洛搜集到一段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故事：65年前的今天发生在商洛山中的农民同迫降日军进行的一场较量，从中既可以看出日军的残忍狡诈，又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勇敢坚强和宽厚仁慈。向我们讲述这件事的是亲历事件经过，现在已是耄耋老人的杨桦、杨永胜和杨永贵。让我们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同三个老人一起去见证当时的厮杀场景。这是抗战期间西北地区惟一的一次由农民自发进行的地面战斗。

　　日机逃临石人滩

　　1940年，是抗日战争最惨烈的一年，日军步步逼近，国民党军队节节退守。日军占领了宜昌、衡阳后，对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形成了半包围趋势，陈兵数十万，派飞机日夜狂轰滥炸。当时山西运城建有日军一个大型机场，每天都有近百架轰炸机经洛南县上空飞往重庆。偶尔飞机上还会掉落一枚炸弹，落在洛南的城镇乡村，巨大的爆炸声使墙倾屋塌，给当地农民的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

　　商洛市洛南县政协委员、退休教师杨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告诉我们：那一年的6月18日中午，洛南县城北洛河岸边洛王村的农民们正在田间收割麦子，突然听到空中传来异常的声响，声如巨雷，震耳欲聋。人们惊奇地抬头望去，只见从南边低空飞来了三架飞机，炎炎烈日照射在巨大的银白色的机翼上，发出耀眼的光芒。其中一架拖着一道长长的黑烟，摇摇晃晃，机身上涂写的“昭和四十年造”的字样清晰可见。两边的两架稍高，不断地用机枪向下扫射。田间割麦的、犁地的、麦场碾场的、路上行走的人们吓得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撇下耕牛和农具，拼命朝村庄或树林里跑。两分钟后，引擎的轰鸣声更加巨大。中间那架飞机掠过洛河边的树顶，从西南边沿河道斜插下来，艰难地迫降在洛河边的石人滩上。这是一片广阔的沙滩，松软平坦。这架被重庆国民党军队高射炮击中而无法挣扎返航的敌机只能迫降在这里。从飞机上下来几个日军向洛河以北的小山沟里逃窜。

　　两架担任掩护任务的飞机还在空中盘旋着，向石人滩两边疯狂地扫射，几分钟后等那几个日军钻进小山沟后，那两架掩护的飞机才向东北方向飞去。

　　杨桦老人还向我们讲述：

　　那一年我只有9岁，正是好奇好动的年龄。我们一伙小孩常常在洛河边数过往的飞机，每次都不下二三十架，最多的一次是46架。这些飞机总是在农民吃早饭时（上午10时左右）南去，吃午饭时（下午4时左右）返回。我们每天都记下早上南去和下午北回的飞机数量，如果缺少了一架，我们就又蹦又跳，欣喜若狂，因为那就标志着日机被击落了。

　　6月18日下午，我正在河边玩水，日机突然飞临，人们惊慌逃散，我躲进石人滩旁边的石缝里。那架受伤的飞机降落后，我既好奇又害怕，攀着石头向外偷看，看到舱门打开，从里面走下6个日本兵，最后爬下来的是一个腿上有伤的日本兵。他们在沙滩上一字儿排开，臂膀挽着臂膀，显得不可一世。掩护的飞机给他们拍了照，他们就将飞机点燃，奔向洛河北岸。6个日本兵轮流背着那个腿上有伤的日本兵。掩护的飞机不停地向地面扫射，却并没有打伤人，大概只是在恐吓当地的农民。7个日本兵奔上了魁星楼旁的小道，进入了树木葱茏的李坡沟，掩护的飞机才离去了。

　　当地农民追日寇

　　两架掩护的飞机飞走后，当地农民纷纷拥上石人滩，提着水奔向燃烧的飞机，将烟火浇灭。当地的保长派出腿脚快的人去乡联保处报告消息。更多的农民在梁振汉的带领下，手持铁杈、锄头、镰刀向那7个潜逃的日本兵追去。农民们熟悉路径，奔过一道山梁后，就远远地看到了那群日本兵。7个日本兵在魁星楼前的菩萨庙里向泥塑双手合十祷告，然后逃进李坡沟，在李坡沟的半坡上他们围坐在断腿人的身边商议了一会，将受伤的日军打死，将一挺没有子弹的机关枪埋藏在深草丛里，剩下的6个日本兵又翻过山梁继续向东逃亡。由于日军手中有枪，手握农具的农民只能远远地追赶着。这伙日本兵都穿着厚实的航空服，笨重的长筒马靴，他们不明路径，像一只只无头苍蝇，在大山丛中乱钻乱撞，歪歪斜斜。他们穿过两道沟，翻越两道岭，攀上了桥沟梁，农民们仍然穷追不舍。日本兵见身后追来的农民就开枪，子弹嗖嗖地掠过头颈，梁振汉大声喝令农民们都爬在地上，枪声过后，日本兵们转身奔逃，农民们起身又追。

　　追到桥沟梁，农民们在梁振汉的带领下高举农具，一边吆喝着一边翻沟追赶，日本兵们扔掉还未吃完的罐头，又仓皇逃窜。石人滩那边，是闻讯赶来的县民团的士兵，他们骑着骡子，高举步枪。骡子后面是更多的手持农具的群众。日本兵们奔上岭脊，远远地望见了从山谷中奔来的骑骡子的民团士兵，更加惊慌，他们脱掉马靴，光脚奔逃，不时被突出地面的树根绊倒。一个日本兵持枪瞄准愈追愈近的群众，一扣扳机，却没有响，这个日本兵恼怒地把枪扔到山下，转身惊慌逃窜。一名中等个头30多岁的日本兵手持军刀，跑在最后。

　　看到日本兵们手中没有了枪，手握农具的农民们大胆追去，行伍出身的王占彪跑在最前面，手里提着一个不知哪里弄来的盒子枪空套。

　　当地农民杨永胜向我们这样描述那天的情况：

　　那年我19岁，听梁振汉在村里喊“快来追击日本鬼子！”我就顺手从门后摸了一把镰刀跑出房门，看到村道里拥满了闹囔囔的人群，一齐朝着山里奔跑，有青壮年，也有老汉，好几百人都拿着家伙（农具）。

　　撵到虎沟岭，看到前面的日本兵们疏散开朝东北方向逃跑，一个日本兵手持军刀断后，立在原地。王占彪跑得最快，把我们落下有几十米远，他跑到断后的日本兵跟前，左手拖着枪盒右手伸进枪盒里面指着那个日本兵大声喊：“举起手来！”日本兵把军刀插在地上，缓缓地举起双手。

　　王占彪左手摇摆示意日本兵不要动，右手戴着枪套在空中划了个圆弧，然后把枪套插在腰后，走前几步去拔插在地上的军刀。断后的日本兵突然拔起军刀向他直刺过来，他猛地一躲军刀刺了个空。而插在腰间的“枪”却落入日本兵手中，日本兵持枪对准王占彪，王占彪后退两步双手插腰，没有丝毫畏惧，日本兵一看只是一个枪套，就气恼地扔在地上，提着军刀就向王占彪砍来，王占彪一转身又躲了过去。我们随后赶来，大声吆喝着，这个日本兵见势不妙，慌忙向其他日军逃跑的方向奔去。

　　困兽犹斗 自取灭亡

　　农民们高举农具沿李坡沟的山脊追赶，民团士兵骑着骡子沿山谷包抄。

　　断后的那个日军惊慌失措地追赶已经跑远的日本兵们，不时回头望着追来的人群，军刀拖在身后摇摇摆摆，像是尾巴。民团士兵郭平藩看到这个日本兵跑到半山腰，他勒停骡子，仰头持枪，一扣扳机，断后日本兵“嗷”地叫了一声，张开四肢，像一只折断翅膀的大鸟从山坡上滚了下来，沉重的身体压折了一路的蒿草。当地的一位老农将这个日军埋在李坡沟垴的一个大石头下。

　　嬉野平八郎是这群日本兵中惟一悉知姓名的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邦交正常后，这个日本兵的弟弟寻到洛南，在洛南县统战部一位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他葬身的地方祭奠，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嬉野平八郎和日本兵们跑散了，他跑到八亩地沟，面对着莽莽群山不知道该往哪边逃。他是机械师，穿着一件油污的马甲，手持一把长剑，民团士兵们追上对面山坡，持枪向他射击。嬉野平八郎胸脯上中了一枪，倒在了地上，他手中的那把长剑和断后日本兵的军刀以后作为“战利品”，曾在国民党县府里保存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下落不明。

　　太阳渐渐西斜，农民们和民团士兵会合，将其余的4名日本兵包围在八亩地到芋园沟狭长的山谷里。早已丧失斗志的4个日本兵四散躲藏。

　　两个日本兵躲在芋园沟的一座山洞里，他们已经摘掉了航空防护帽，脱下了呢子军服。农民们循着倒伏的蒿草追踪到了他们藏身之所，他们哇哇怪叫着冲出山洞，做出一种要拼命的架势，农民们一锄头一个将他们打到，用捆麦的绳子把他们捆绑得杀猪似的嚎叫，打了两个死结，这种捆法叫做“猪煞蹄儿”。这是杀猪前用来捆绑猪的，猪越挣扎绳结越紧，农民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对入侵者的憎恨。另外一群农民在一棵柿树上找到了第六个日本兵。这3个日本兵在日落时分被一起押解上路，一个小时后送到了国民党洛南县政府。

　　第7个日本兵却从包围圈中溜掉了。国民党县政府连夜向全县发了通缉令。群众手持火把连夜寻找，第二天早晨，最后一个日本兵在离县城15公里石门庵沟的三岔沟口被发现。日本兵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却还困兽犹斗，手持木棒向靠近的群众乱打，群众们一拥而上，这个日本兵魂归东瀛。

　　当地农民杨永贵是这样讲述的：

　　我那时只有10多岁，在县衙里挑水烧火支闲差。6月18日晚上3个日本兵被押解到县城，县城里像过庙会一样热闹。民团团长李庆山叫我给这些日本兵烧火做饭，我很不情愿。我想，狗日的日本人欺负咱们，咱为啥还让他们吃，应该饿死他们。心里不愿意我却仍然违心地做饭。那晚给日本人做的米饭，炒的荤菜，我至今仍清清楚楚。

　　第二天提审俘虏，门口窗台上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审问采用的是写字的方式，那三个日本兵一个军曹衔，两个上等兵中有一个是韩籍日本人。

　　审问结束后，这三个日本兵被解送到商县，交给了陕西省商洛绥靖公署。

　　后来，听说这三个日本飞行员被作为俘虏交换了。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战死了还是回到了日本。

　　迫降在河滩的日机，被杨永胜看管了3天，后来被拆成了零件，由当地的农民抬送到黑龙口，由当时的陕西省政府派车接往西安。

　　关于这场战斗，洛南县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十八日，一架日本飞机坠落于白昶河（洛河），当地群众俘驾驶员等4人。被俘人及飞机残骸后解送西安。

　　通讯员 阎冰 本报记者 田柯 实习生 张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