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开始接触，而后走上了“反满抗日”的道路。当时我还是伪“第三国高”的一名普通学生。
那年，在一位叫花喜露（当时我党在辽南地区负责人田贲的化名）老师的影响下，我和同学们逐渐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我们到处张贴传单“告全体同胞书”，告诉民众日本人做的伤天害理的事，落款是“中国人”。
那时我和同学杨伯浦一组，半夜一两点钟出去，经常到大南门、大西门、小河沿一带活动，杨刷糨糊，我贴标语。宣传对象主要是学生。
1943年我们毕业了，一些同学决定“入关”当八路军打鬼子，我决定在敌后继续抗日。但是厄运随之而来，打算去关内的同学中，有一个女同学回家取钱时不幸被捕。敌人不久就抓到了我家。当时我正好不在家，鬼子们就毒打我妻子。我妻子当时正怀孕，但还是被打得浑身是血，不仅流了产还留下了终身残疾。
敌人从前门刚走，我就从后门回来了。我妈说：“儿啊，你快跑，你媳妇妈来照顾。”从此我开始流浪。我跑出来后，就去给杨伯浦报信，让他也跑。可惜啊，他最后还是被抓了，敌人用挂猪肉的钩子钩住他的双脚，把他倒挂起来，折磨得他死去活来……
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凑钱把他送进医院，医生说脚已经烂了，只好割掉，但是不久双腿也开始溃烂，最后一个好好的人硬是这么烂死了。我的老师花喜露也被抓进大牢，但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他就是不承认，抗战胜利以后，因折磨过度死于家中，现在想起那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啊！讲述人 孙世箴
本报记者 何骞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