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的抗日火种(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4日07:14 华商网-华商晨报

闫慧智老人　本报记者　王海英　摄

日军正屠杀中国人　本报记者　王海英　翻拍

　　1932年日寇建立“伪满洲国”，请注意哈尔滨火车站前“大满洲国”字样　本报记者　王海英　翻拍

　　闫慧智，沈阳铁路局离休干部。生于哈尔滨。解放前任沈阳站站长助理、副站长。沈阳解放时，他特别保护了沈阳站人事、技术档案及线路图，为沈阳站的顺利交接做出重要贡献。并任解放后沈阳站第一任办公室主任。

　　在其少年时代，正值东三省沦陷之时，老人对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回忆异常清晰。“忘记历史就是犯罪。尤其是那段历史。”这是八十岁的闫慧智老人与记者见面后的第一句话。

　　“对那段亡国奴一样的生活，我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老人说。

　　在与记者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老人情绪一直十分激动，以至于与他同岁的老伴需要不停地提醒他注意。

　　“从天而降”的白包袱

　　说起那“从天而降”的白布包袱，老人记忆非常清晰，“那是1942年7月末的事，就在我家后院。”

　　那年闫慧智16岁，家住哈尔滨南岗区北京街36号。当时闫慧智的父亲是铁路部门的高级职员，家里条件还算不错。

　　老人回忆，那时家里有5间房子，后院还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空地边上是一条隔离带，过了隔离带是一片荒草，我家后院的荒草足有一人多高。平日里，我们就在后院玩，但很少到草地上去，那里的草不少都长着刺。”

　　故事就发生在这片荒草中。

　　闫慧智老人回忆，“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刚吃过饭，正在后院洗衣服的二姐喊我帮忙。”

　　姐姐让闫慧智到草地里摘片大叶子垫衣服。

　　“我到了草地边，费了半天劲才把带刺的草分开，突然我在荒草深处看见一个大的白包袱，挺大的呢，我就连忙喊姐姐。”

　　姐弟二人一起把布包拎到屋里。等他们把布包打开一看，顿时目瞪口呆，里面是七八把崭新的手枪，还有不少子弹，“枪上还有油，闪着蓝汪汪的光。”

　　这个意外的发现令闫慧智和姐姐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让哥哥把情况马上告诉正在上班的父亲。父亲让他们都别动，把布包重新放回原处，等晚上再说。

　　“下午5点多我父亲下班回来，刚进家门，平日和我们家关系非常好的邻居王景武就找父亲来了。原来，他家的后院也发现了同样装着手枪的布包。”为了不把事情张扬出去，两家决定等到半夜再说。

　　次日凌晨2点多，闫慧智的父亲和邻居来到后院，再次打开了那两个白布包，发现包里装子弹的纸盒上都印着俄文，而且每只枪的保险都开着。“我父亲懂得枪械，把保险都给关上了。当时也没再动它们，当天晚上，家里的一些至亲开了一个会议，讨论枪支的处理。”

　　闫慧智回忆，在那个家庭会议上，对枪的处理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报官，因为这在当时算是天大的事情，如果被日本宪兵队知道了，全家人都性命难保，而且在距离闫家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一个日本兵营。而另一种意见则是不报告、不声张，“很明显，这些枪都是从苏联那边偷运过来的，既然这么隐蔽，肯定是地下党啊、抗联啊他们抗日用的，我父亲一直告诫我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不是什么满洲人，对抗日反满的事情，我们要支持。”

　　逐渐的，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家里决定，把这些枪原地存放，还要加以保护。

　　“保护的措施还是很有效的。”闫慧智说，当时家里在那条隔离带上挖了沟，旁边种上了白菜，沟里还特意倒了粪，甚至为了保险，把家里的狗都送走了，“就怕它跑过去瞎叫引人注意，不得不防呀，因为邻居中还有日本人，他们的孩子也常到院子里玩。”闫慧智称，那个时候，既要保护好自己，也要保护好这批枪。

　　几天以后，这批枪终于有人来取了。一天中午，闫家来了一个黑脸庞，又高又瘦的中年男子，他称要口水喝。“可我母亲发现，那个人拿着水舀子喝得特别慢，而且眼睛一直瞄着后院，好像在观察着什么。”

　　不一会，闫家的后院里突然出现四个人，其中一个穿着铁路制服，一个居然穿的是伪满警察制服，这四个人直奔荒草丛而去，二三十分钟后，这几个人拎着四五个布包走了出来。而这时路边“恰巧”停着一辆黄包车，几个人把布包扔到车上，那个穿铁路制服的人骑上一辆自行车，迅速离开。

　　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喝水的路人一直站在闫家的门外，注视着他们。最后，此人放下水舀子，对屋里的闫母轻声说了句“谢谢”，也消失了。当时正是午休期间，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闫家的门缝里被塞进一封没有落款的信，上面写着：感谢你们，我们都是中国人。

　　不久后的一天，一名日军大佐在哈尔滨街头被刺身亡。

　　哈尔滨的黑夜属于抗日力量

　　在老人的记忆中，这种惊心动魄的事件并不多见。但是在他异常清晰的回忆中，我们能真切感觉到那段历史的屈辱。

　　“当时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实际上还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当时他们为了使东三省百姓丧失反抗意识，推行了一系列的恐怖政策，而对青少年，则是一套奴化教育。”闫慧智对此记忆深刻。

　　当时，闫慧智就读于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等专科学校。这是一所由日本人任校长的学校，学校的教育除专业知识外，全都是标准的奴化教育：上学时每天要升“伪满洲国”“国旗”，唱“伪满洲国”“国歌”，而且每天早上要向东京的方向和新京（即长春）方向叩拜，还要在每天清晨由校长带领背伪满皇帝诏书，“就是让我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一件事令闫慧智记忆犹新。在一堂由中国老师上的课中，老师罗明哲愤而写下了“商女不知亡国恨”这句话。在下课后，黑板没有擦干净，留下了“亡国恨”三个字。下一节课又是日本老师的课，“看到那三个字，日本老师的脸色就变了，当天罗老师就被抓走了。”

　　闫慧智的回忆中，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可不管他怎么教育，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没有什么“满洲国”，我们更不屈服日本的统治，在家里，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要教育孩子，记住自己是中国人。”

　　正是有着这样的信条，反满抗日的星星之火四处燃烧。

　　“其实那时候不知道，我们学校里就有不少地下党。”闫慧智只记得学校里经常出现反日的传单、标语之类的东西，但不知从何而来，“其实都是那些高年级的同学干的，他们那时候不少都是地下党。”

　　闫慧智还记得一件事，同学中有一个朝鲜人，把名字改成了日本的，叫什么铁城清太郎，他和日本人关系特别好，“我们都特别恨他，当面背地都骂他，可到了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朝鲜劳动党党员，在那段时间里救过不少抗日人士。”

　　还有一个教官的故事，当时学校里有一个军训教官，他的职责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调查监督学生们的动向。“他是中国人，是个中校，日本称中佐。”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得知日本宪兵队要抓捕一个学生地下党员时，他及时通报，还给了这名学生一笔路费。据闫慧智回忆，这个学生叫张忱，在之后的战斗中成为一名将军，现在离休在天津的一个干休所。

　　在学校里，反满抗日已经有了星星之火，在整个城市中，这星星之火更是燃烧得越来越猛烈。

　　“别看那时候是日本人的天下，那是白天。到了晚上，哈尔滨就是抗日力量的天下了。”在闫慧智的记忆中，那段日子经常能听到日本驻哈军政要员遇刺和一些大汉奸被杀的传闻，“听到这些事，老百姓心里特别高兴，都在私下议论。那时候，宪兵队都像疯狗一样，查户口，抓人，杀人都是常事，老百姓路过宪兵队大门时都绕着走，但咱们心里都念叨着，看你们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其实日本老百姓挺好”

　　在两个多小时的叙述中，闫慧智始终流露出对日本侵略者刻骨仇恨。不过，老人对日本平民非常理智，“其实日本老百姓挺好，我们得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

　　闫慧智对日本平民的最初印象是从他家邻居开始，“小时候经常和日本孩子一起玩，感觉他们也挺好，待人也和气，大了以后感觉他们也挺可怜，都是被强行送到中国，说到底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害的。”

　　令闫慧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他在天津工作时发生的，与他的一个日本同事有关。“他比我大几岁，算是我的上级，那时叫课长。”在一次交谈中，这个日本人突然问闫慧智：“你说我们日本是不是侵略？”

　　这个问题让闫慧智当时很难回答，看到闫犹豫的样子，他笑着说：“我知道你不好说，我告诉你，日本就是侵略中国，而且你看吧，日本必亡。”

　　“像这样的日本人我遇到很多，你能说他们也是坏人？所以在日本投降后，我们把一些真正好的日本人都保护起来了，让他们穿中国衣服，住在中国人家里，直到他们被统一遣返。”

　　闫慧智的姐姐由于一直在日本人生活区工作，所以在日本投降后也随日本遣返团到了日本。在那里他的姐姐被东京的一个中学校长收留，并在那结婚生活至今。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外交部门的努力，姐弟才再次相见。“我的姐夫是日本人，也随日军到过中国，但他始终认为日本是侵略，而且每次他到中国来都带着深深的歉意，尽管他本人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而且听他说，在日本大多数人也都在反思那段历史，叫嚣对抗的人也是少数。”

　　“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尤其是两国的年轻人，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关键是不能忘记那段历史，忘了它就是犯罪！”闫慧智老人最后对记者说还是那句话。本报记者　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