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澧呜咽声带血(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07日01:06 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天地正气的纪念坊与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的墓碑一起，矗立在常德市中心，特别庄严而肃穆。

　　细菌战夺我六亲人

　　采访对象：何英珍，女，71岁，常德市鼎城区血防站退休干部。

　　采访地点：常德市鼎城区教师进修学校，何英珍家中

　　采访时间：7月1日

　　采访者：傅林

　　我父亲才10多岁的时候，就与哥哥弟弟一起来常德学手艺。然后兄弟3人在常德经营一家名叫“保元堂”的中药铺，在那时，日子过得也还殷实。

　　我刚满7岁那年的1941年11月，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当时常德鼠疫流行，18天内，我的6位亲人被夺去了生命。

　　有一天吃过早饭，我嫂子熊喜仔收拾好碗筷去上厕所，刚走到厕所门口，突然倒下，家里人慌忙把她抬到床上，她已经昏迷不醒，发着高烧，不会讲话。不多久，只见她身上出现紫斑，临近中午时就离开了人世。

　　听大人们说，我嫂子早两天就不舒服，家人劝她休息，可她还是坚持干活，谁料她已经染上了日本侵略者撒播的鼠疫病毒！当时政府要求把鼠疫患者隔离，尸体火化，我们害怕嫂子被火葬，一直紧关大门，等到晚上悄悄将尸体运到山里埋葬了。熊喜仔死后第3天，同样是吃过早饭后，28岁的二姐夫朱根宝准备把一袋干辣椒背到吊楼上去晒，刚走到楼梯口，就突然倒在地上，症状和熊喜仔基本相同，当晚就离开了人世。

　　我家3天就死了2个人的噩耗传开后，邻居人心惶惶，东躲西藏。住的那条小巷里，很少有人走动，死气沉沉。当时为了预防鼠疫传染，城内设了关卡，给出入的人打预防针。可当时呆在家里的2个小孩，还来不及打预防针就染上了鼠疫死亡，一个是我弟弟何毛它，另一个是我那死去的嫂嫂的二女儿、只有2岁多的何仙桃。

　　回江西老家探亲的伯伯、叔叔本可以躲过那场劫难，可他们听说家里发生不幸后，日夜兼程赶到常德。在一天深夜，他们2人偷偷溜进城，回到阴森森的家里。没过几天，2人相继感染鼠疫死去。

　　从1997年开始，我已经4次到日本，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代表参加庭审，但日本政府一直没有正确的态度，不认罪也不认赔。我的身体最近不太好，这个月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开庭我不能去了，但是我会到火车站给去的人送行，拼着这条老命斗争到底！如果我这辈子打不赢官司，我的子孙会跟我一样继续打下去。

　　常德会战的历史见证

　　常德发现“倭寇塚”碑

　　本报常德讯（特派记者傅林）记者在常德了解到，常德会战暨细菌战会展将于8月15日正式展出。日前，该馆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在常德北正街小学附近找到一块颇具价值的“倭寇塚”碑。据称，该种碑是我省首次发现，在国内也极为罕见。

　　从去年7月该市向社会发布征集抗战文物告示以来，常德市博物馆目前已征集到实物90多件，文字图片资料千余件。日前，该市的几名老人纷纷向博物馆提供线索称：当年在常德的东、西、北、南和中门，分别有1处掩埋日军尸体的“倭寇塚”。该市博物馆派人找寻，并于4月8日在北正街小学大门前200米处挖掘出一块石碑，经有关专家确认，该碑系常德会战时中国军队立的一块倭寇塚石碑。

　　记者在常德市博物馆看到，该石碑高约1米，宽0.4米左右，立碑时间是1943年11月。碑文清晰可辨，从右至左分别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常德北门战场集”，“倭寇尸九百八十八具塚”，“辉煌部队建”。常德市博物馆馆长孙泽洪介绍说，“辉煌部队”是74军的封号，这块石碑是当年常德会战的历史见证，它不只证明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战后掩埋敌军的尸体，更表明了我方的人道主义精神。日军抛尸988具，还只是常德会战北门战场收集的数字。

　　认定细菌战事实

　　常德细菌战诉讼案即将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进行二审

　　本报常德讯（特派记者傅林）记者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了解到，“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案”二审判决结果，将于本月19日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揭晓。届时，常德将组织赴日声援团，开展系列声援活动。

　　1997年8月11日，由108名湖南、浙江籍人士组成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经过5年28次庭审，东京地方法院于2002年8月27日做出一审判决，认定侵华日军731部队曾在中国的常德、义乌等地实施了种族灭绝性的细菌战事实，但不判决日本政府向中国原告谢罪赔偿。中方原告团当即向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自此进入二审程序。7月19日的二审判决，将是此轮诉讼最后一次有实质意义的公开判决。

　　站在高处俯瞰现在的常德城，秀丽的沅水清晰可见。但是，就是这条河与相距不远的澧水却没能阻止住日军的铁蹄，中国军队不得不在此与日军展开一场激战。这一大会战就是60多年前的著名的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继上海、南京、台儿庄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抗战以来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1943年11月2日，日军对常德发起进攻，会战开始。日军先后投入约3万兵力，300余门火炮。而中国守军仅为1个师，兵力8000多人。奉命守卫常德的第74军57师经过16昼夜激战，弹尽粮绝，全师官兵除100多人突围外，其余均战死。12月9日，第58军会同第72军收复常德。至次年1月初日军退回原驻地，中国军队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会战结束。

　　龚建辉摄

　　历史在作证历史在诉说

　　常德博物馆里收藏的大大小小各类炮弹、炸弹（其中包括毒气弹）记载了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

　　这枚日军投下的炸弹头上清晰地能分辨出“昭十八”的字样，表明了炸弹生产日期。

　　这是常德市区发现的一块“倭寇塚”碑，上面文字清晰记载着会战后这里曾经埋下日本侵略者的988具尸体。

常德会战时中国军队使用的头盔和军刀。

　　常德博物馆从市民手中收集到的当年日本军官使用的指挥刀，上面刻有日本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字样。

　　在地处常德城郊的湖南文理学院校区一角，记者找到了当年中国军队抗战时使用的碉堡，古旧而厚重的水泥建筑依稀还能够让人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峥嵘。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陈飞摄

　　寸土寸血战常德

　　常德会战幸存老兵李超当年在和日军战斗中，受过好几处伤：眼睛被弹片炸得一大一小，膝盖上被刺过一刀。不过说起抗战经历，他仿佛又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采访对象：李超，男，81岁。1943年4月参加国民党军队，任陆军74军57师171团3营7连2排副班长兼机枪射手；1944年7月任少尉排长；1945年8月任上尉副官；1949年回常德，开始做小生意，后成为常德运输公司职工；1989年调到慈利负责联系运输业务，随后定居慈利。

　　采访地点：慈利县零阳镇北门口李超家中

　　采访时间：7月2日上午

　　采访者：傅林

　　1943年11月上旬，我随部队开往常德。当时，我在74军57师171团3营7连2排加强班任副班长兼机枪射手。团长是杜鼎。

　　19日夜，部队完成布防。当晚，日本的汽艇在澧水游动向我军挑衅。北门到小西门我军部署2个连防守，我所在的这个班15人奉命守北门七里桥马木桥的土桥碉堡阵地。日军从七里桥白鹤山、鳌山、太阳山一带，用平射炮、烟幕弹、毒气弹向我阵地发动进攻。我班守的碉堡受到日军平射炮、烟幕弹、毒气弹的攻击，意图摧毁该碉堡。连长指示：机枪！给我狠狠地揍！我开始向日军射击。

　　在战斗中，班长武士昌带着5个战斗兵出击，在日军的第二次冲锋时，班长等4名战斗兵阵亡，重伤2个。在我军的顽强抵抗下，日军的3次冲锋都被打退。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杨家牌坊至七里桥的防线上，日军伤亡300多人，在土桥碉堡前，日军丢下200多具尸体。杜团长在战斗间歇视察该阵地时，说：“李超班打得好！给我狠狠地揍！”但经过这轮战斗，我这个班只剩下9个人。

　　当57师全线还在城外作战时，一股日军窜入城内。师长余程万当机立断：即令第171团团长杜鼎全力消灭水星楼和窜入城内之敌。他一面要迫击炮营营长孔溢虞派连长涂大凤带领2个排，归杜团长指挥，围歼入城之敌，一面指示三营中校营长张照普，率领3个手榴弹班袭击水星楼之敌。同时，他又选出精明勇敢的官员1人，带领一个排的兵力，化装成日军潜伏江边，以防敌人逃窜。为了彻底消灭水星楼上之敌，张营长先令2个班分头将水星楼左右两端城垣及城内城墙脚严密封锁，将已登城之敌压缩于百米之内，再在城内民房高楼上架起机枪，对敌猛烈射击，然后自己亲率1个手榴弹班，用竹竿挑着手榴弹，投掷到敌人高处碉堡内，使其堡内开花。经过2个小时的激战，将登城鬼子全数歼灭。

　　杜团长率军包围袭击冲入城内之敌。当时，我周围的街巷都处于激烈的恶战中，我军与日军短兵相接，面对面拼刺刀，枪声、炮声、喊杀声，响彻云霄，火光、血光、刺刀光笼罩全城。我们的战士此时此刻惟一念头就是一个“拼”字，要和敌人一拼到底。我这个班从土桥碉堡退至北门的青阳阁时，在玛瑙巷与2个小支队的日本鬼子遭遇。这一遭遇战以胜利告终，我班缴获了太阳旗一面、军用地图1份、手枪1枝和多枝三八步枪，俘虏数名日军，打死的则没法统计。

　　交了战利品后，部队到关庙口战斗，我这个班一直打到西门染织厂。就在我端着机枪选择有利地形时，一个日本兵从我的左侧摸过来，一刺刀就扎了下来。所幸他这一刀扎偏了，扎在我左腿上面，在一旁的助手李长庚眼明手快，操起步枪把日本兵干掉了。

　　我班连续战斗了9天9夜，医务人员用担架把我抬到孔庙，晚上与其他40多名伤兵转移到西堤坍州坪的柑橘园，后转移到沅陵县陆军医院。动身前，前方传来师长的命令：所有官佐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寸土寸血，与常德共存亡……

　　我于1944年7月回到部队，任少尉排长。

　　历史不能够忘记

基于来自多方面的触动，何顿写下了长篇小说《抵抗者》。

　　傅林摄

　　采访对象：何顿，男，长沙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1958年12月。现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300多万字。2002年出版反映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等题材的抗日小说《抵抗者》。

　　采访地点：长沙某中西餐厅

　　采访时间：7月5日中午

　　采访者：傅林

　　我父亲是湘南游击队的战士，可能是因为遗传，我对战争题材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这还不是我写《抵抗者》的根本动因。

　　1988年，我偶然在家里找到一本《湖南省志》，这部省志记录了日军当年在我省的种种暴行，他们的恶劣、残暴让我产生无比的愤怒！我从我岳父嘴里知道国民党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说起余程万，这位老共产党员的脸上居然多了一份崇敬。一个师，几千名穿着草鞋拎着汉阳造的官兵，凭什么能把拥有飞机、大炮、毒气弹的几万日本兵打得很恼火？我想这是民族的东西，一种精髓或者叫做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使他们顽强抵抗，并将生命献给家乡这片热土。于是，我有点睡不着了，想把老一辈人的生活、经历，他们抗日的气节和精神写出来。这书我写了2年时间，近30万字，是我一生中写得最好的小说！

　　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至今还没被好好地认识，让人嘘唏。中华民族比较宽容，但宽容并不能够就去忘记历史。有一些伤痛，一些精神以及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是不能忘记的。我们应该记住那些日子。（来源：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