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前，他还在为伤员手术

　　多才多艺白求恩

　　医学发明家

　　在白求恩纪念馆记者了解到，亨利·诺尔曼·白求恩从小就立志学医，于1916年获得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得了肺结核，在生命即将画上句号

的时候，他尝试用人工气胸的外科疗法治疗肺结核，竟然痊愈。这种治疗肺结核的疗法至今仍在临床应用。据白求恩军医学院白求恩研究室的王跃民主任介绍，白求恩共研制并改进了12种外科手术器械，包括肋骨剥离器在内的许多医疗器械至今仍然广泛应用于外科手术中。在西班牙战场，他组建了流动输血队，流动血库被公认为西班牙内战时军事医学上的一大创举。1938年1月，白求恩率领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带着大量医疗器材来到中国。白求恩根据自己的战地救护经验，写成了一本《初步疗伤》的小册子，曾在根据地大量印发、广为流传。白求恩总结了“十三步消毒法”，解决了医疗物资缺乏的困难。他还用黄碘、硝酸铋等研制成功了疗效较长的“毕普”药膏，涂在伤口上，既可以消毒，又可以润滑伤面，换药时减少伤员的疼痛。白求恩从冀中群众的驴驮子上受到启发，巧妙地设计了一个“拱桥式药驮子”———世界上第一辆流动医疗车，它可以储备为500个人进行包扎和做100个手术所需的药品和器械。

　　热爱生活的散文家

　　唐县白求恩纪念馆收藏了白求恩许多散文的手稿和战地日记。陈馆长介绍，在奔波于中国抗日战场、救死扶伤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白求恩总是在每天长达18个小时的工作之余，挤时间写战地医疗手记。战火中写就的这些散文，短则数百字，长则千字，文笔优美，洋溢着情感和灵性，在他逝世后被人们收集起来，竟有十几本之多。记者看着这些白求恩在抗战前线所写的日记，不禁感叹他的勤奋和达观。据白求恩纪念馆的陈馆长介绍，白求恩还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英文作家，他擅长写英文小说，目前已发现的小说有数十篇之多。

　　两次离婚仍忠贞

　　白求恩对妻子忠贞不渝的爱，同样感人至深。据介绍，当白求恩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时，他的妻子弗朗西斯要求陪伴在他身边。但白求恩坚决要求同妻子离婚，并把她送回了苏格兰，他选择独自面对死亡。离婚后，他们一直有书信往来，联系很密切。白求恩康复后，二人复婚。但是1938年白求恩离开加拿大来中国前又和妻子离婚。在战地恶劣的条件下，他仍坚持给弗朗西斯写信。在一封信中，他说：“在一个充满谋杀和腐败的社会里我不会袖手旁观。我不会宽恕那些贪婪的人对别人发动的战争。发生在西班牙和中国的战争是同样性质的。我来中国是因为我觉得这里最需要我，我在这里也最有用。”临终之际，白求恩在遗嘱中所提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给前妻一些经济补偿。他写道：“对于她，我始终是应该负责任的。”

　　河北唐县,白求恩的牺牲地，白求恩纪念馆就建在这里———

　　去世前仍惦记为伤员买药

　　顶着烈日，记者从河北省保定市坐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巴车来到唐县，从这里只有三轮蹦蹦车通往坐落在唐县县城以北两公里处钟鸣山下的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该馆陈玉恩馆长热情接待了从北国寻访而来的本报记者。

　　姊妹纪念馆

　　他介绍，在抗日战争时期，唐县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大夫曾在此地长期工作和生活，并以身殉职于这片土地。为了缅怀他们的业绩，弘扬他们的精神，1986年将白求恩纪念馆和柯棣华纪念馆合二为一建成姊妹馆。纪念馆主建筑分为“两馆一堂”，北侧中央是八角形结构的纪念堂，可容纳近千人，主要用于举办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西侧是白求恩纪念馆；东侧是柯棣华纪念馆。“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馆名是原总书记胡耀邦题写的，“纪念堂”由聂荣臻元帅题名。在纪念馆，陈玉恩馆长和白求恩军医学院白求恩研究室王跃民主任倾其所知与记者长谈，让我们了解到一个更为真实的白求恩。当我们与白求恩越来越“近”，我们的心灵也得到一次次的净化。

　　最后遗书仍惦记买药

　　纪念馆里有一张民房照片引起记者注意。陈馆长说，1939年11月10日白求恩病情恶化，在离后方医院仅十几里的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白求恩预感到生命将逝，他要争取最后一点时间，作出对中国革命最后的贡献，他坚持在村里住了下来。11月11日上午，他就是在这间小屋里挣扎着坐起来，给后方医院养伤的翻译朗林写了一封信。信中白求恩仍惦念着战斗，惦念着伤员，惦念着今后的卫生事业。11日下午，白求恩写下了遗书。据陈馆长介绍，白求恩一生写过无数封遗书，而展出的这封是白求恩在弥留之际，写下的最后一封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在信中他将遗物全部分送给亲人和身边战友。记者在白求恩纪念馆看到翻译过来的遗书全文。遗书中这样写道：“亲爱的聂司令：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患虐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病患者。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记者看着这封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书信，眼泪夺眶而出，白求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想到缺什么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赤诚之心！1939年11月12日凌晨，病魔无情地夺走了诺尔曼·白求恩的生命，终年49岁。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著名文章《纪念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连续三昼夜为115名伤员做手术

　　据陈玉恩馆长介绍，1938年1月初，白求恩率领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援华医疗队从加拿大温哥华乘坐邮轮，历经十多天的艰险旅行，到达香港，3天后又转乘飞机来到武汉。

　　史沫特莱亲自到机场欢迎医疗队全体人员。周恩来、博古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热情接待了白求恩，并与医疗队成员进行了亲切谈话。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中国人民开展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目前局势的正确主张。白求恩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抗日决心，提出了要到前方去，到延安去的请求。

　　谢绝国民党聘请奔赴延安

　　在武汉的日子里，白求恩的住所成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络绎不绝的地方。但当白求恩看到百姓遭殃，国民党官员昏庸腐败、穷奢极侈的情形后，他义愤填膺地说：“我决不为一具政治僵尸耗费宝贵的时间！”因此，他坚决拒绝了国民党政府高官厚禄的聘请。

　　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白求恩等人从武汉搭火车赴山西临汾，踏上了北去延安的征程。一路上，他们冒着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国民党的搜捕，历尽艰辛，于3月下旬到达了西安。

　　为上前线急得打碎玻璃

　　从4月中旬开始，白求恩除了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事就是请求组织上尽快批准他带领医疗队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白求恩最大的缺点是脾气急躁。伤员骂他打他，他都能忍，并仍笑脸相陪。但是，工作失误带来的损失，或认定的目标一时无法达到时，他便会火冒三丈，厉声训斥，急了，还会做出与身份极不相称的“蠢事”来。上前线的请求一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日期无法确定，使他变得很急躁。一次，他急得在屋子里举起了椅子，用力向院外掷去，木椅打碎了窗户的玻璃。响声惊动了警卫员和周围的干部，大家都对他好言相劝，但白求恩根本不听劝解。5月初，他终于带着医疗队如愿奔赴抗日前线。

　　连续做手术69小时

　　陈馆长对记者说，白求恩的敬业和忘我精神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1938年4月的“齐会歼灭战”中，白求恩不顾同志们劝阻竟连续三天三夜工作，创下为115个伤员做手术、坚持工作69小时的纪录，术中他还两次为伤员输血。这对于年近半百、一叶肺已失去机能的白求恩来说，要付出多大的辛苦！歼灭战结束后，他仍不休息，坚持每天深夜两点起来，拎着马灯到各处查看伤员，给伤员盖被子，怕伤员冷还拿来自己的被子和大衣给伤员盖上。一次，白求恩检查伤员，正赶上一个伤员要解大便，因刚做过手术不能下地，又来不及拿便盆，白求恩立即从兜里掏出纸来往上一捂，双手捧到厕所里。

　　鬼子进村前还在做手术

　　在1939年末的冀西反扫荡的战斗中，白求恩将手术站设在离前线仅7华里的孙家庄村边的小庙里。司令部命令医疗队立即从孙家庄撤出。时间紧迫，手术正在进行。哨兵报告敌人距离小庙不足10华里，还有10名伤员等待手术，白求恩边不动声色地手术，边命令再增加两张手术台，同时手术。当最后一名伤员抬上手术台的时候，警卫部队已经和鬼子接上火，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炮弹接二连三地在手术室附近爆炸，气流夹着火药味冲破窗户纸，气灯都被吹灭了。可白求恩却仍然十分镇静地做手术。后来鬼子冲进小庙，看到消毒锅泼出的开水还冒着热气。就是在这次手术中，白求恩的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受伤的左手受到了致命的感染，但他带着伤痛坚持忍着39.6度的高烧坚持工作，直到牺牲，他还为200多名伤员诊治，为13名伤员做了手术。

　　柯棣华———白求恩的继承者

　　走出白求恩纪念馆，对面便是为纪念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修建的柯棣华纪念馆。陈馆长介绍，1938年9月，由5位医生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和印度人民的委托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救治八路军伤员，被任命为白求恩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9日，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年仅32岁，成为继白求恩后又一位为中国抗战事业献身的国际友人。

　　在柯棣华纪念馆里陈列着他生前的相关介绍。陈馆长介绍说，柯棣华原名柯棣尼斯，为了表达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决心，他特意在名字后面加上“华”字。1939年1月16日，就在医疗队获得批准，准备奔赴延安的前夕，柯棣华接到父亲不幸去世的消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其他几位医生劝他回国料理后事，他强忍悲痛说：“我的家庭确实遭到了巨大的不幸，但这里千千万万无辜受难的人民更需要我。在我没有实现我向印度国大党所做的保证———至少在中国工作满一年之前，我决不回印度。我来中国的目的是直接为抗日的军民服务，我是外科医生，也要学白求恩那样，到前方为受伤的战士做手术。”

　　从1939年11月4日开始，柯棣华和印度医疗队的同伴们，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走遍了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平西和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数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他在沿途施行了50余次手术，诊治了2000余名伤病员。当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晋察冀军区进行涞水战役时，柯棣华奉军区司令部之命，出发去军区的南线，负责阵地救护工作。在13天的战斗中，他接受了800余名伤病员，其中施行手术的达558人。由于不断地战斗，伤员也就不分昼夜陆续的后送，他三天三夜未曾睡觉，始终以最大的热情，坚守岗位。

　　1941年1月，他“正式参加了八路军”———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仍然兼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他对学员们说：“这里是白求恩工作过的地方，你们的学校也以白求恩的光荣的名字命名。我一定要像他一样，献身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1942年7月，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每当我看到英勇作战、不断流血牺牲的八路军战士，就觉得我这点儿病算不了什么，我一分钟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由于过度劳累，柯棣华患上癫痫病，病情越来越重，发作次数日渐增多，每次昏厥时间也越来越长。1942年12月8日晚8时，柯棣华正在伏案编写《外科各论》，突然癫痫病又发作了，笔在纸上划下深深的横道，他摔倒在地上。第二天，年仅32岁的柯棣华逝世。毛泽东主席为柯棣华写了挽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