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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观察世界最大的两个轴线，无非是时间和空间。在时间这一轴线上，人们看问题需要有历史观，不能静止地、一成不变地看待世间的万事万物，而应有运动、变化、发展的眼光；在空间这一轴线上，人们看问题则需要有地理观，不能孤立地、以点带面地看待世间的万事万物，而应有全面、联系、宏观的眼光。
因此，地理学决不仅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它与历史学一样，有着强烈的人文色彩。中国传统上对于有着人文色彩的地理非常重视，把它放在了治国平天下的战略高度。对于王朝政权的角逐，古人称作“打江山”，王朝政权的确立，古人称作“坐江山”，“江山”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概念。如何对高山大川、平原林地进行有效地分割、治理，这都是历朝历代管理国家的战略大计之一，地理学即是政治战略学，唐朝宰相李吉甫说，从事地理就是为帮助君主“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用以“纽”天下的纲纪，“制”地上的群生。
李吉甫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在经济天下的事业中，只有对地理有着清晰的认识，才能全国上下一盘棋，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有了地理观才能有全局观。毛泽东对地理就非常重视，也很懂地理，上世纪20年代，他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除了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这门课外，另一门课就是“地理”。正因为他懂地理，因此在思想方法上便有一种“地理头脑”，看问题有地形、地利、空间这样一套思维框架，谈出来的东西便眼光独到，处处可以落到实处。他后来一系列战略思想，例如井冈山时期的“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山林地带进行武装割据”，抗日战争时期的“山地游击战”等等，都有着对中国地理的深刻把握。邓小平讲改革，先是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后来又有沿海城市的开放，在思想方法上也体现出一种“地理头脑”。今天，我们讲“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等，在思想方法上同样体现出一种“地理头脑”。而战略和地理结合起来，便显得非常实际，极具操作性。
如此看来，对地理的学习，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一旦养成，就会更有全局观、更务实，这就是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唐晓峰在其《人文地理随笔》中对读者的启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