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军事法庭：庄严审判日本战犯

　　《沈阳日报》记者李慧竹本报记者史延志

　　在寸土寸金的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上，一座斜檐闷顶式二层小楼，与周围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就是“北陵电影院”。不熟悉的人或许以为，这里仅仅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放映电影的地方。

　　但历史不可能忘记，这里是让亿万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地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领土上，完全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干扰地审判外来侵略者战犯。北陵电影院就是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

　　36名日本战犯最高被判20年

　　这一庄严的时刻定格在1956年6月9日上午8时30分，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庄严开庭，严正审判“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

　　在此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是1950年苏联向中国移交的千余名战犯中的一小部分，共计36人。6月9日至19日，对日本前陆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军队系统主要战犯进行审判；7月1日至20日，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等28名伪满战犯接受审判。

　　法庭是原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俱乐部所在地（即如今的北陵电影院）。

　　“在如山铁证面前，当证人们声泪俱下地控诉战犯罪行时，每一个战犯都承认事实并谢罪，有的甚至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地请求严惩自己。”当年作为记者参与报道审判活动的沈阳文史研究馆馆长刘文玉老人回忆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理，日本战犯最高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另有300多名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被宣布免于起诉，并全部在1956年6月至8月分3批释放回国。

　　战犯从百般抵赖到低头认罪

　　今年79岁高龄的原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郭春来老人，当年还不到30岁的他，曾作为一名检察员在特别军事法庭上起诉日本战犯。

　　“参与当时审判的工作人员一共有350多人。从案件的侦讯到审判结束，一共用了3年的时间。”郭春来告诉记者，中央决定成立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并按照铃木启久、武部六藏、城野宏和富永顺太郎四个案件分成4个大组，他本人负责中井久二、岛村三郎等8名伪满系统战犯的侦讯。

　　“苏联红军移交战犯时，只有他们的职务、年龄和姓名，除此之外什么材料都没有。一开始，战犯们很顽固。”郭春来第一次跟日本战犯交锋时，这些战犯口口声声说自己没罪。

　　为了拿到确凿的证据，工作团开始进行艰苦的调查取证。终于，在1954年底，如山的铁证摆在面前，伪满洲国的二号人物———古海忠之开始交代罪行，其他战犯们也开始交代。随着他们不断的忏悔，滔天罪行一桩桩大白于天下。

　　数十名证人都是死里逃生者

　　郭春来老人回忆说：“审讯过程中，有一个姓赵的已经50多岁的老人出庭作证，他是从当年日军大扫荡后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当年日军一刀从他的脖子上砍了下去，整个脖子只有喉咙没有砍断，老人侥幸地活了下来。当这个人出现在法庭上时，正在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吓坏了，当时就跪下磕头求饶：‘怎么惩处我都接受！’”

　　郭春来告诉记者，当时工作团共找到400多名证人，最后选择了数十名受迫害最深、提供的证据最具说服力的证人出庭。而这些证人几乎都是残疾人：不是没有了胳膊，就是没有腿，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幸存者。“审判日本战犯时正值盛夏，酷暑难耐，当时没有电扇，我们自制了几个冰箱：铁槽子里面盛满冰块儿，放到椅子后面。”

　　记者感言

　　49年前发生在沈阳的审判，是中国人民企盼已久，更是令亿万人民扬眉吐气的历史情景！这是正义对邪恶、和平对战争、光明对黑暗的审判。不同于欧洲纽伦堡审判，也不同于远东军事审判，它依照国际法，而由国内军事法庭审理，完全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反映了深受战争重大灾难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不应忘记这段历史。而对于那些当年穿着中国人民给予的新衣服、揣着中国人民赠予的路费踏上回国路程的日本战犯的后人们来说，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友善与宽容，也让他们铭记一生。

　　三次审判日本战犯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对其战犯的审判一共有3次，一次是远东国际大审判，一次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审判，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在沈阳和太原进行的这场审判。前两次审判，由于美国的干预和国民党政府的姑息纵容，对日本法西斯罪行的清算并不彻底。

　　1950年7月，中国开始正式接受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的近千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3年后的1954年1月，中央决定审判这批日本战犯。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签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