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救之后的“人质 ” 梦魇缠绕记忆

　　法国《世界报》文章：获救之后的人质

　　他们被名声所困扰，而这种名声又非其所愿。曾经有过人质经历的人不喜欢谈论自己，也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荣耀”，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荣耀”和被囚禁的日子一样空洞和苍白。弗洛朗丝·奥伯纳的劫持者们曾说，“她已经变得和黛安娜一样著名”，但女记者本人对此却一笑而过。自从双脚重新踏上法国的土地，奥伯纳就显得异常低调，甚至有些害

羞。她的言行举止告诉我们：她不想出名，她只想忘记过去，被人忘记，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在重归家园的喜悦过去之后，众多有过被劫持经历的人都会千方百计地躲避人们的视线，以避免被人发现，就像当初劫持者们想方设法将他们隐藏起来那样。他们希望做回普通人。

　　一位曾经在达吉斯坦遭到绑架的人质就希望如此。这位法国人曾供职于一个名叫平衡协会的人道主义组织，前往车臣开展难民救助工作，1997年8月2日在邻近的达吉斯坦遭绑架。劫持者将他和另外3名同伴关押了整整三个半月，直到当年11月17日才将他们释放。回国之后，他断绝了同所有熟人的联系。他说：“我们不是英雄，否则就不会被劫持了。”他出于“摆脱痛苦记忆的考虑”而将这段经历写了出来，但只送给自己的亲戚们看。他解释说：“我不想用自己的悲惨经历来赚钱。”在度过了“从囚禁人生到正常世界”的阶段之后，他回归了正常生活，而在被绑架期间减少了18公斤的体重也逐渐恢复。

　　现年40岁的他住在里昂，每天按时上下班，享受着令人愉快的正常家庭生活。然而，任何一则新出现的有关绑架的消息还是会勾起他的回忆：“每起绑架案都不相同，但每当看见劫持者的镜头，我都会告诉自己：我同他们打过交道，我清楚他们的行事方法和思维模式。”

　　噩梦阴影

　　考古学家弗朗索瓦丝·克劳斯特雷也持相同看法。1996年，她和另一名法国合作者马克·孔布在乍得的提贝斯提考古时被图布族反政府武装劫持，他们从当年的4月24日一直被关押到了1997年的1月30日。弗朗索瓦丝·克劳斯特雷说：“从政治、心理还有道德方面来看，每个绑架个案的背景都各不相同。但我们总会想起自己曾有过的经历。”

　　每当得知有关劫持事件的消息，菲利普·罗绍都会想起自己的过去。1986年，他在黎巴嫩经历了105天的人质生活。如今作为法国电视台派驻中国的记者，罗绍依然从事着“自己喜爱的职业”，本希望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地生活。罗绍解释说：“我希望忘掉这一切，但类似的事件每次都会让回忆重新浮上心头。劫持事件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总在提醒你过去的经历。”

　　菲利普·罗绍将弗洛朗丝·奥伯纳和阿农·侯赛因的劫持者从伊拉克寄来的东西称作“肮脏的录影带”。对于所有有过被劫持经历的人来说，这些东西都会从身体和精神上勾起他们对过去的回忆。同样的消瘦，同样的迷茫，同样的忧伤贯穿了录影带中的每个画面。

　　观看录影带让马塞尔·卡尔东“梦魇重游”。这位老外交官在1985年3月22日至1988年5月4日被作为人质扣押在黎巴嫩长达1130天。当画面中出现《解放报》女记者那消瘦的脸庞时，卡尔东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为当年他也曾一样消瘦过。

　　从伊拉克回国后，记者克里斯蒂安·谢诺和乔治·马尔布吕诺讲述了他们被劫持者多次转移的经历，而这种讲述也让卡尔东想起了痛苦的往事：在被劫持期间，他被转移了大约14次，每次都被“包裹得像个木乃伊，扔在货车车厢的隔层下”，闷热得快要窒息。如今已82岁的卡尔东只希望安静地享受眼前的时光：“能活着，看看落日，感受一下大自然，我就觉得很幸福了。在当年那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这一切却是那么遥不可及。”

　　选择离去

　　除了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谁能理解那种孤独、那种从几天到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漫漫长日呢？这种没完没了的重新开始也让人有了一种希望的理由。那位曾在达吉斯坦遭绑架的人士就说：“每一分钟都很重要，同时，事情持续的时间越长，活着回家的希望也就越大。”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从阴影中完全走出。有过被劫持经历的人已经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包括他们的欢乐、愤怒，甚至是人文情怀，永远地留在了那些漆黑的小屋。

　　布里斯·弗洛西尤很干脆地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这位摄影师于1999年10月1日在车臣被人劫持，2000年6月12日重获自由，但由于无法回归过去的生活，他在2001年4月24日自杀身亡，时年34岁。还有两名分别在斯里兰卡和赤道几内亚有过被劫持经历的记者也选择了同样道路。其中一人的亲友在纪念该记者的网站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解脱了，从此远离所有的痛苦、焦虑和怀疑，远离对周围生命的怜悯，远离对这个不公、伪善而残酷的世界无处不在的破坏性情感，远离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的人间苦难。”

　　就在自杀前5天，布里斯·弗洛西尤出版了一本自传，名字就叫《车臣的人质》。做出同样举动的还有玛丽·莫阿贝斯和斯蒂法娜·露瓦希，前者曾于2000年4月23日在菲律宾的霍洛岛被劫持，同年8月27日重获自由，后者也在同一地方被劫持，2000年9月9日被释放。两人都将自己的故事写到了纸上：莫阿贝斯写成了《父亲在马尼拉等我》，露瓦希则出版了《霍洛岛人质：劫持日记》。新书出版后，两人却消失了。出版社的负责人抱怨说：“作者一下子就变得音讯全无，我们连寄送稿费支票的地址都没有。”

　　心存感恩

　　克里斯蒂安·谢诺和乔治·马尔布吕诺的向导穆罕默德在2004年8月20日至11月12日期间始终被关在伊拉克，他也还记得那段无聊透顶的日子，每天除了完全一样的3餐和3支香烟以外别无他物。睡觉是个排遣忧愁，打发时光的好办法。除此之外，他们就只能漫无边际地聊天，说出各种假设，甚至是胡言乱语。穆罕默德回忆说：“我们还创立了一些极其复杂的，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可笑的理论。”

　　劫持经历所产生的唯一积极影响是：在同时被劫持的人质间建立起一种紧密而独特的关系。那位曾在达吉斯坦被劫持的人士就同其一位“质友”保持着密切往来：“我们经常联系，但从来不提劫持事件。说那些有什么用呢？那是一段特别的经历，一段很私人的经历。”马塞尔·卡尔东也说：“那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友谊。”　有过被劫持经历的人都心存感恩，尤其是对自己的营救者。马塞尔·卡尔东对让—夏尔·马奇亚尼———1988年负责营救他的谈判官员，曾担任过省长———的感激和好评从来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尽管后者后来官司缠身。他说：“马奇亚尼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此语之中，半是感激，半是崇敬。让—包罗·考夫曼（1985年5月22日在黎巴嫩遭人劫持，1988年5月4日获释）也在2004年8月5日的《世界报》上写道：“让—夏尔·马奇亚尼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把我们救了出来。”（完）（来源：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