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开始了知青生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1700万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城市里的青年纷纷来到农村。知青的生活是艰苦的，结下的情谊却是真挚的；知青的经历是苦涩的，却也是宝贵的。本报刊登回忆知青岁月的文章，不是为了歌颂那段历史，而是要给经历了那段青春岁月、如今已年过半百的人们一个倾诉、回忆和互相问候的机会。

　　1966年1月，在银川市东方红剧院连续召开了几场银川下乡知青典型事迹报告会。在六

盘山区集体落户的七八十位知青代表，充满激情地讲述了他们在黄峁山劳动、生活的经历和思想感受；他们的父母也光荣地走上台，表达了支持儿女到山区安家落户的态度和对儿女们的期望。散会后，很多青年热情地围着这些晒得黝黑的知青代表问这问那，久久不愿离去。

　　我那时不满17岁，对这次报告会的印象非常深刻，加上看了电影《军垦战歌》，更是对下乡充满向往。那时的年轻人喜欢军队生活，尽管在军垦农场开荒种地吃苦流汗，但只要能沾上解放军的边，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在往后的几天里，大家踊跃地到街道办事处报名———下乡到六盘山区的黄峁山！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批准下乡的正式通知书。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同伙伴们到安置办公室办理了相关手续，领到了一身蓝色学生服和被褥，等春节过后就出发。

　　1966年2月26日上午8点，我肩背黄挎包、胸戴大红花，在母亲、弟弟妹妹和街道居委会干部们的簇拥下，朝集合地点———位于银川市解放西街的百货大楼赶去（这是当时银川唯一一座新建的商业大楼）。当我们赶到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歌声嘹亮了。原来，上千人聚集在那里，要为我们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那场面轰动了银川城，也让地图上找不到的黄峁山家喻户晓。

　　当银川市市长代月出现在人群中时，很多下乡青年涌上前去，纷纷拿出日记本，请市长签字留念。我也掏出随身带的红色日记本，挤了进去。市长为我写下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8个大字，我兴奋地举着日记本，被羡慕我的伙伴们围住。

　　在代月市长的一番热情洋溢、语重心长的告别讲话之后，下乡青年们排成了6人一排的大纵队，在锣鼓鞭炮声中，在欢送人群的簇拥下，光荣地走向南门汽车站。南门汽车站，有10多辆披彩挂花的大轿车和无数等候送别的亲人们。此时此刻，无论是要离开的还是来送别的人们，心情一下坠入伤感的氛围中，眼泪从反复叮咛的母亲眼中溢出……

　　当汽车一辆辆缓慢启动，远离无数张泣泪的面孔和依依不舍的手臂，开出二道城门时，我身后的几名女青年抱头“呜呜”大哭起来。一路上，我怀着怅然若失的心情，呆呆地看着窗外沉闷的田野，刚才母亲和妹妹以及很多人的面容、背影，像一幕幕电影镜头出现在我眼前，但转瞬即逝，怎么也停不住，就像车窗外不断闪过的田野。车内的气氛沉闷，大家好像要睡着了，只有那高一阵低一阵的汽车发动机声在轰鸣作响，要不是它时时提醒，我恐怕不知道身处何方。

　　“大家唱一首歌吧！提提精神。”坐在车头一侧的领队胖大姐，操着陕北口音的普通话笑盈盈地说道，并站起身来领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胖大姐30多岁，是街道办事处干部，负责我们街道几十名下乡青年路途中的思想安抚工作。她热情爽朗、憨厚朴实，颇具组织能力。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她早已和大家打成一片，尤其是那些女青年们，非常喜欢她。

　　第二天下午，我们这支满载热血青年的车队，终于颠簸在黄土高原上。此时此刻，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即将面对的，将是荒芜人烟、条件极为艰苦的世界。“黄峁山荒凉，不长茅草不长粮，没有人烟只有狼”的传说，在每个人脑海中回响，大家再一次陷入迷茫，连胖大姐也默默无语。

　　两个小时过后，车队翻过了最后一座山，一路下坡，直奔群山环抱的固原山城，大家的情绪再次兴奋起来……

　　我们在固原招待所休整了3天。这3天里我们又接受了动员，主要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再认识：坚定信心，排除杂念，整顿纪律。按照部队的建制，我们加上黄峁山原有的几十名下乡青年共360多名，划编为9个排，每个排下设3个班，我被编在男1排2班。一切安排就绪后，大家便抽空给家中写信———头一次以全新的视角、成熟的姿态、亲切的称呼，告慰亲人也告慰自己：“一切都很好，勿念！”

　　1966年2月的最后一天上午，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由山城固原的城西向城南进发。这是一支身着蓝色学生服的队伍，队伍排头是英姿飒爽的女青年，后面是精神昂扬的男青年。他们迈着整齐豪迈的步伐前行，仿佛是在接受盛大的军事检阅。我们就是这样离开了银川，走出了固原城，跨过了南河滩大桥，登上了梦幻萦绕的黄峁山，开始了我们的青春岁月。（作者单位：银川市燃料总公司）（孙永保）新闻来源：新消息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