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山河做圣手——追忆抗日英雄苗可秀

　　《沈阳日报》记者孙全本报记者史延志

　　在凤城市郊的南山脚下，有一座刻有“抗日烈士苗可秀同志永垂不朽”字样的墓碑。每隔几天，在距墓碑不远处做生意的一位周先生，总要来这里清理周围的杂草。“他是有名的抗日英雄，这是他就义的地方。”这位不肯说出名字的市民告诉记者，虽然现在碑下的墓已挪到凤凰山下了，但他还是不忍心看到这里长出杂草。

　　“我的病救了苗可秀”

　　“我的名字就是苗可秀给起的。”在凤凰城老爷庙附近的一栋居民楼内，年过九旬的王儒贤老人，见证了苗可秀抗日的许多情景。

　　据老人介绍，她的原名叫王秀英。1932年7月，苗可秀前往凤城一带侦察敌情遇到日本鬼子。匆忙中他躲进了王儒贤家。此时，王儒贤正患病在床。王儒贤的家人情急中忙将苗可秀藏到炕柜底下。敌人问床上躺着的人怎么了，王儒贤的母亲说她的姑娘正在“打摆子”。鬼子不解，敌翻译告诉鬼子，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染上了便不好治，很危险。鬼子听后立即捂着鼻子跑了。后来每逢闲时，苗可秀便教她写字，带她出去打枪。并将王秀英的名字改成王儒贤。在苗可秀的影响下，王儒贤成了一名颇有名气的双枪女将。

　　组建少年铁血军

　　1934年2月，苗可秀组创抗日武装“少年团”，又名少年铁血军，苗可秀任铁血军总司令，下设6个大队、12个分队，到1934年末人员已有300名。在岫岩满族自治县城东养老院的，93岁高龄的汪世和老人曾经是铁血军的一员。

　　“当时我是一个教书先生，有一次在我一位同窗的引荐下，苗可秀带队伍到我教书的学校休整。”据老人说，当天夜里，苗可秀和他谈了整整一夜，并特意讲了铁血军的性质和少年团团员的义务。第二天一大早，汪世和宣誓参加少年团。随后根据苗可秀的安排，他没有跟着队伍走，而是留下来为部队随时提供情报。

　　“做重整山河的圣手”

　　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在岫岩岭沟羊角沟突围时负伤，21日，在凤城南部被捕。他在遗书中对好友说，“弟等思想要正确，精神要伟大，不要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做重整山河的圣手。做事不可因为一次的失败，便灰心；不可因为一次的危险，便退缩。须知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我们既然有希望，便不能不有牺牲。”

　　在狱中，敌人妄图以授予中将军衔、委以警备司令为诱饵，劝其投降，却屡屡遭拒。日本军官威胁说：“你打死那么多日本人，这些人的家属都要求对你处以极刑，你若投降，还有一线生机，如若不投降，必死无疑。”苗可秀坦荡地说：“打死日本人是一个抗日军指挥者的天职，死是我的最后归宿。”

　　6名日军家属将其杀害

　　1935年7月25日下午，凤城镇街道两旁军警林立。日本侵略者用一辆马车把苗可秀押到被苗可秀枪毙的日本参事官友田俊章等6人所谓“建国6勇士”纪念碑前（今凤城市第二中学原校门外处），强迫苗可秀跪下读祭词。苗可秀昂首挺立，坚决不跪。日本鬼子将苗可秀押往凤城镇郊的南山脚下行刑。苗可秀被绑在松树上，日本鬼子走到他的跟前说：“你如果答应投降，还可以保证你不死。”苗可秀说：“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然后高声吟道：“尔农松下折颈枝叶茂，可秀日久还田重复生。”日本鬼子发给友田俊章等6名家属每人一支枪，并命令他们开枪。随后，日本鬼子点火焚烧了苗可秀的遗体就地掩埋。

　　为了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英雄，1946年凤城县政府把火车站站前街命名为“苗可秀街”。1957年在他就义的地方树立了苗可秀纪念碑。

　　苗可秀，原名苗克秀，曾用名苗景墨，字尔农、尔能，出生于本溪县下马塘镇苗家村一农民家庭。1926年8月中学毕业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预科，1928年8月升入本科。1931年9月因“九一八”事变流浪北平(北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读，组建东北学生军，任大队长。1932年7月参加邓铁梅组建的东北民众义勇军，8月任军官学校教育长，9月任总参议。1933年3月离开邓铁梅部。1934年2月1日任中国少年团总裁、同心会会长、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1935年6月21日被日军逮捕，7月25日就义于凤城南山沟。

　　记者感言

　　采访苗可秀的抗战事迹，记者曾无数次地浏览过他那张戴着学士帽、架着圆边眼镜的照片。那是一张还透着一丝稚气的脸，那是一双看起来担不起多少重量的肩。可正是这位29岁的书生，竟能面对6支枪从容不迫、英勇就义。凤凰山下有段为邓铁梅、苗可秀所撰的碑文：“碧血留天地，英风贯古今，千秋存正气，大节见精神。”这正是对苗可秀抗日精神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