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名单

　　侵华战争时期，由于大批青壮年参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灰，日本国内劳动力极度紧缺，在日本企业的要求下，日本政府通过了从海外强征劳工的提案，超过4万中国劳工被掳到日本本土，6000多人死在日本。

　　口述者：袁学仁

　　年龄：78岁

　　身份：中国劳工联谊会上海联络人，

　　中国被掳劳工

　　地点：上海石泉路

　　1944年7月，当时我才17岁，失业流浪在上海，见到马路上有招工广告，说是去台湾码头做工，待遇优厚，我就想干上一年，赚些钱再回来，为了报名还把自己年龄说大了3岁。报名后我被人带到一个大仓库里，到那时发现已经有几百个人了，一进仓库就失去了自由，几乎是被关押着的，只是每天还给每人发300块伪币。就这样，几天后我们这些人，大概有500多人被押上了“仁洋丸”号货轮，在海上漂了一个星期，上岸后我们才知道上当受骗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台湾，而是日本门司，上岸后就给我们检疫消毒，并把我们自己的行李包括以前发的伪币全部收缴了，每人发一套灰白色麻袋片做的外衣、一件线上衣、二套衬衫裤、一条毛毯和一条棉被，给我们每个人都编了号，号码就写在外衣上，我的名字以后就成了“0977”，小日本呼唤我们像唤牲口一样。

　　离开门司以后，我们又被押解到青森，又来到北海道，下车以后小日本把我们分开，和我在一起的人有二百多人，我们被押到轮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后，就被关押在一个村子里，晚上就睡在戏台前的茅草上，第二天被送往日铁七厂当劳工。

　　日本人给我们吃的是海草根掺着的杂粮饭，根本吃不饱，还要干卸火车这样的重活，稍不小心就会遭到那些由残废军人担任的工头毒打，干完活后就被关在房子里不让外出。中秋节以后，北海道的天气开始变冷，气温达到了零下三十度，房子外是一米厚的积雪，我们要这走一个小时才能到工厂，这一段路简直就是鬼门关，那件外衣、线衣根本不保暖，我就把棉毯撕成两半儿，从肩头裹到小腿绑好，再套上外衣。那个冬天里，凡是晚上干活回到房子里，难友们一看今天都回来了，没少人，就是要庆祝一下的，因为时常有人早上出去，就再回不来了。

　　我们住的房子里最后剩下了3个人，那两名难友见我小，晚上就把我夹在中间，抱着我睡，给我取暖。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感觉到浑身很痒，他们俩身上的虱子都跑到我身上来了，因为他们已经停止了呼吸，身体冰凉了。我从死人中间爬出来，才得到允许换个房子，然后我就开始拉肚子，吃什么拉什么，日本人根本不给治，另外两个年长的难友也得了重病，他们教我用“拔火罐”的办法来治病，我就把烧着的纸放到罐头盒里，然后按在肚子上，疼得很呀。

　　1945年夏天，大喇叭里忽然响起了声音，说是日本天皇在说话，我们只能听懂简单的日语，天皇说什么我们不懂，但看见小日本都蔫了，他们也不再逼我们上工了，也不管我们了，过了几天还给我们发了工钱，后来我们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我回到了祖国，一回国我就去当兵了，我要报效国家。我们这队人（被掳劳工）有192人，可最后能回国的只有125人，有67名难友永远的留在日本了。

　　两份名单

　　在袁学仁不足20平方米的家里，他拉起了自己的短袖上衣，一个带有内凹弧度的三角形赫然出现在他的小腹上，这块伤疤从17岁那年到现在，一直没再下去过。这就是在日本北海道劳工营中不堪忍受腹痛，用铁皮罐头拔火罐时留下的伤痕。

　　袁学仁肉体上所受的伤痛是暂时的，但被掳往日本做劳工那一年的生活，却给他一生带来了无以弥补的伤痛。

　　在袁学仁手里，还拿着一份名单：“骗掳赴日奴工联谊会（筹）名单”，这份名单里记录着包括他和在日本过了13年野人般生活的中国山东劳工刘连仁（已逝）在内的数十名中国劳工。

　　刘连仁，山东高密县的普通农民，1944年10月，被日军强掳到日本北海道明治矿业昭和矿业所当苦力。1945年7月30日，由于不堪忍受奴役和虐待，刘连仁和其他四位难友从厕所逃出劳动地。后来其他四人相继被日本人抓捕，只有刘连仁一人继续逃亡。最后到达北海道石狩郡当别町的山洞中隐藏下来，在山洞中过了13年的非人生活。直到1958年2月被当地猎人发现，刘连仁才得以重见天日。日本当时执政的岸信介内阁，非但没有对日本奴役劳工问题向中国人道歉，反污蔑刘连仁是“非法入国者”。

　　即使袁学仁受到如此的苦难，比起刘连仁的遭遇来说，他都认为不算什么，让他深感庆幸的是：和他一样幸运的工友并没有走上沈建中手里的那份死亡名单。

　　沈建中，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他掌握的这份死亡名单是惟一一位从日本劳工营中走出来的外科教授的真实记录。当年这个年轻人被日寇掳往日本做工，在他所在的劳工营中，一共有三百多劳工，其中大部分是上海籍，但在繁重的劳作下，大量的难友死亡，劳工的命运悲惨如此，侥幸活下来的他分别暗自记录下了这些死难者的名字，这份名单上积累了98个名字。

　　抗战期间，日本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强行从中国掳掠劳工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当时，日本有135个矿业企业役使了中国劳工，被役使的中国劳工的总人数近4万人，其中有6000多人不堪奴役，悲惨地客死异乡。这组数字还未含在中国本土被奴役的中国劳工数字。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是日本军国主义残暴的表现，那么中国劳工命运则是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对我民族尊严的践踏、对劳动资源的掠夺。日本三菱物资、同和矿业、日铁矿业、飞岛建设、日本能源、鹿岛建设公司……正是这些企业，通过军国主义的政府实现了对最为廉价的劳动力的残酷掠夺。

　　袁学仁仍然同众多的中国劳工幸存者或者家属联系，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能够正视历史，给予他们应有的赔偿。这条路艰巨难行，然而袁学仁说：“刘连仁去世了，还有他儿子刘焕新，我等不到的话，我后人也会一直等下去……”

　　中国劳工

　　“九一八”事变后，为掠夺中国东北的资源，日本军国主义制定了强征中国劳工的政策。1933年底，以日本关东军特务部为首的“劳务统制委员会”成立，并委托满铁经济调查部制定了“满洲劳动统制方策”，准备从东北和关内大规模强征中国劳工。从1935年初起，关东军“劳务统制委员会”特别指定“大东公司”（1939年7月后为“满洲劳工协会”）具体承担强征中国劳工的措施。从1937年至1942年，华北共有569万青壮年被强征至东北充当劳工。

　　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日本有关企业早在1939年7月就向政府提出使用中国劳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于1942年11月27日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务者事项》，决定向日本国内“试验移入”中国劳工，规定以中国华北为主要区域，战俘或40岁以下的男子为征用对象。所谓“试验移入”就是鉴于害怕被强征的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治安等问题，小规模的强征中国劳工。在这一阶段，有几千名中国劳工被押送至日本。1943年后，日本陷入侵略战争的泥潭，国内劳动力更加不足，1943年2月28日，日本内阁次官会议做出了《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将“试验移入”改为“正式移入”，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奴役中国劳工。从这一决定看，在整个强征中国劳工过程中，企业是始作俑者，政府扮演了决策的角色，侵华日军及伪政府是强掳劳工的具体实施者。

　　为了日军顺利地抓捕、运送中国劳工，日本政府有效地利用了其在华设立的日伪组织机构与日本在华公司。这些机构除汪伪傀儡政府外，主要有华北劳工协会、日华劳务协会、华北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和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其中以华北劳工协会“供出”中国劳工最多。

　　1946年，日本外务省管理局根据使用中国人的日本企业提供的资料制作了《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即通常所称的《外务省报告书》。该报告书称，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移入”中国人38935人。1961年4月，日本发行的《关于强掳中国人事件报告书》则认为，中国人实际乘船数为38939人，日本企业向中国国内“募集”劳工的机构要求的劳工数，即“契约”人数为41762人，但在乘船前死亡或逃跑2823人。

　　被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在55个企业的135个作业点从事苦役，主要分布在矿山业、土木建筑业、港湾装卸业和制造业等行业。日本投降前，中国劳工被折磨致死683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