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之拍案醒世

　　十七年执著诉讼 法官终于致歉 被补十万元 款项师出无名

　　法律缺失 办案经费弥补损失

　　□本报记者张有义发自天津

　　年届70岁的郭守芳老人泪流满面地讲述着自己17年的诉讼之路：打了几千个电话，跑了十几万公里的路程，历经 天津市三级法院，几乎耗尽所有家产，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起万余元的普通的经济纠纷。

　　2005年7月19日上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办公室。

　　“我们已经在2001年通过再审撤销了原天津市中级法院(现分为一中院和二中院)的错误判决，郭守芳又提请国 家赔偿，经研究发现，他的案子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我们慎重考虑后，为了安慰受到巨大损失的郭守芳，从办公经费里拿 出10万元对其进行了补偿。”陈敬庭长很热情地讲述着郭守芳的案子。

　　既然郭守芳案件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这10万元属于什么性质呢？

　　曾经参加了天津高院再审工作的肖琳法官告诉记者：“其实我们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避免不必要的上访，也借鉴 了国内一些执法机关的做法，说到底，是对郭守芳的补偿而不是赔偿。”

　　无论如何，郭守芳还是很感激天津高院的法官。他回忆自己17年的诉讼经历，第一次听到法官道歉，是陈敬代表法 院对他说的。为此，他从老家沈阳不远千里为天津高院的法官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现代包青天。

　　郭守芳虽然近期患上了脑血栓，但他现在最想弄明白的是这10万元的性质，他要继续走国家赔偿的诉讼之路。“既 然都承认原审判决错了，为什么在提起国家赔偿的时候，就不能确认它违法呢？”

　　都是17年前

　　调解书惹的祸

　　1989年11月9日，天津市第五皮鞋厂(以下简称“五皮”)一纸诉状，将郭守芳任法定代表人的吉林省延吉市 二轻贸易中心(以下简称“二轻”)诉至天津市河西区法院，要求“二轻”返还货款28000余元。

　　当时郭守芳因为被举报经济问题，处于停职期间，因此并不清楚该诉讼。

　　同年11月21日，河西区法院经过法庭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二轻”以六十个高压锅抵偿“五皮”部分货款 。

　　在该案件执行过程中，郭守芳已经恢复原职。他发现，因为诸多原因，自己的公司不是欠对方钱，对方反而还应当返 还自己货款。但此时，六十个高压锅已经被执行完毕。

　　1992年11月28日，郭守芳向河西法院提请再审。河西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调解案件事实不清，裁定 再审。

　　此时的郭守芳并没有意识到将来漫漫的诉讼之路，他只是看到了这起官司的光明。同时，郭守芳的公司由吉林迁至沈 阳，规模也有所扩大，更名为沈阳市台海百货商场。

　　河西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委托了河西区审计事务所，对双方业务往来进行了详细的审计。根据审计结果，法院撤销原 调解书，判决“五皮”退还郭守芳公司货款10000余元。但郭守芳认为，这份判决还是偏袒了“五皮”，于是向天津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就是判我10000元，我也是债权人，可没有想到，在只有我上诉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竟然不顾一审法院依据的 审计结果，判决我返还对方1000多元。”郭守芳显得非常气愤，“正是这份判决让我在诉讼上纠缠了十几年啊！”

　　原终审判决确有问题

　　郭守芳颤颤巍巍地一会儿抚摸着贴满膏药的手臂，一会儿揉着汗津津花白的头发，他好像无处发泄自己的郁闷之情， 自言自语道：“一波三折啊，一波三折！”

　　1997年10月、1998年8月和1999年12月，郭守芳分别向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中级人民法院和 市高院请求抗诉和申请再审，均被驳回。

　　“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好像只知道从沈阳到天津，然后再从天津回沈阳……就这样一趟趟的无功而返。 ”回忆着当时的情景，郭守芳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儿，“天津火车站一个小卖部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了，见了我就问‘大爷您 怎么又来了？’”

　　“我的本职工作好像从那时候就没有了，变成专职打官司。”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3月18日，天津市高院院长张柏峰终于签发了裁定书，同意对郭守芳案件进行提审。

　　2001年5月11日，天津高院终审撤销天津中院判决，维持河西区法院的判决。

　　陈敬庭长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天津中院的那份判决确实存在问题，使得当事人不断申诉，肯定给他们带来了巨大 的损失。”

　　10万元补偿

　　没有办法的办法

　　“从1992年到2001年，我折腾了10年，结果还是原地踏步走，要是我当时不上诉，结果也就是这样。”

　　本来欣喜的结果，却让郭守芳痛苦不已，“我实际上拿的是一份兑现不了的白条。”

　　因为虽然判决“五皮”返还他10000多元，但事实上，“五皮”已经于之前申请了破产并进行了清算。

　　很同情郭守芳的陈敬庭长说：“我们确实考虑到了郭守芳的巨大损失，当时主管院长亲自指示执行局，千方百计也要 把判决执行。同时，我们集体商议后决定补偿给他10万元，一方面是对他的安慰，另一方面也起到社会安定的作用。”

　　这个结果是郭守芳没有想到的，也确实让他感动。但是，郭守芳经过咨询后发现，他应该申请国家赔偿，因为他说， 17年间自己仅差旅费就花去9500余元，工作、生活上的其他经济损失更是难以计算。

　　2003年开始，他又走向了申请国家赔偿的征途。当年4月和7月，天津市二中院和天津市高院分别驳回了郭守芳 要求确认原终审判决违法的请求。

　　郭守芳的请求是，一是要求赔偿因为原终审错误判决给其带来的财产损失，二是要求精神赔偿金。而天津高院认为， 依据《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上述内容均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不属于国家赔偿，我干脆一分钱不要，10万的补偿算什么呢？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把这个名字正过来！对就 是对，违法就是违法！把国家赔偿私了算什么？”郭守芳说他就这样一个个性——较真。

　　曾经担任北京市高院副院长的知名国家赔偿法研究专家陈春龙分析，法院补偿郭守芳10万元损失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办法，现行《国家赔偿法》没有对错误判决引发当事人经济损失的内容进行规范，法院只能在这种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执行。

　　他认为，这个现象说明两种情况：

　　一、 天津高院确实从实际出发，对国家赔偿法未能规范到位的内容予以了变通，对当事人和社会稳定都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二、 说明国家赔偿法在重新修订过程中，应对像郭守芳这样的情况予以考虑。因为虽然天津高院依法改判了原错误 判决，但是因为案件标的与当事人实际损失差距过大，即使执行回来，也不能弥补当事人实际判决以外的巨大损失，何况因为 天津中院判决后，对方当事人已经破产，给实际执行工作也带来了障碍。

　　据记者初步调查和咨询，像郭守芳这样的案件在国内并非少数，如果国家赔偿法重新修订时对此问题予以考虑的话， 应当坚持两个条件：其一，原审判决错误，再审予以纠正；其二，实际判决标的与当事人因为错误判决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差距 过大。

　　面对如此困境，郭守芳拖着因为脑溢血而半边麻木的身子，依然准备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