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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邱熔国 65岁 青少年活动中心退休器乐教师
记录
：何欣我出生在1941年，那时候日本兵已经把浙江全都占了。抗战胜利的时候我还不到5岁，所以，下面讲的关于抗战的事，有的是听亲人们说的，有的是我自己亲眼看到，深深刻在脑子里的。我出生那年，我家还在湖州南浔。日本兵来了，社会上很乱，父亲找不到工作，全靠母亲给人家做针线活挣钱。在我出生前，母亲生过三儿三女，其中两个女儿实在养不活，送给别人了。母亲为这件事难受了一辈子。后来我家搬到了嘉兴。三哥告诉过我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上学，一个桥头有日本兵把守。一个男的被扒光衣服，绑在桥墩上，老百姓过桥，日本兵一定要他们把痰吐在这个人身上，不吐不行，吐不到也不行。三哥听别人说，被绑的这个人以前当过汉奸，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把他绑在那里整整三天，身上臭得不行，苍蝇、蛆都爬满了，后来就死掉了。我快4岁那年，全家人决定从嘉兴搬到杭州来。父亲先带两个孩子来，找到落脚的地方后，母亲再带着我和三哥坐火车来杭州。那天正好有一列日本军列要出发，日本兵很坏，临开车前，把三节中国人的火车车厢挂在军列前面。路上真的有炸鬼子军列的地雷，我们走到半路，正好爆炸了。炸的时候，我哥哥正喂我吃盒饭，日本人的一次性饭盒是用很薄的木片钉起来的。我正吃着，猛地一震，饭盒飞起来，扣在我头上了，我吓得哇哇大哭，这一幕印象很深很深的。第一节车厢全翻了，第二节侧倒了，第三节前面也出了轨，我们一家三口正好坐在第三节后面，没炸到，但耳朵听到的全是周围的人在大叫大哭，母亲抱着我，领着哥哥下了火车，我亲眼看到前面不远，有一个人，半截身子在车门里面，另半截身子已经在车门外面，大张着嘴，姿势是在大喊，但是人已经死了……刚来杭州，我们一家住在平海路和中山中路交界的地方，当时叫棚桥。有个堂哥跟人家当学徒，借住在我们家，他当时20多岁，长得蛮秀气，说话文质彬彬的。1945年8月的一天，堂哥从外面回来了，脸上很高兴很高兴，一进门就把我举了起来，然后抱着我坐在他的腿上，像骑马那样子的，一面摇一面说，胜利啦胜利啦！堂哥那天还教我唱了一首歌，歌名叫《抗战胜利歌》（讲到这里，邱先生大声唱起来。）“抗战胜利，抗战胜利，杀汉奸，杀汉奸，组织民主政府，组织民主政府，万万年，万万年……”后来妈妈告诉我，这个堂哥在上海做学徒的时候，他们店里有个共产党员，在他的动员下，堂哥参加了新四军，参加战斗好几次，后来受了伤，医疗条件很差，伤口烂了，都长蛆了。后来部队转移，就把他藏在老百姓家里。伪军搜查，看他受了伤就抓去了。问他怎么伤的，堂哥说上山打猎，被野兽咬的。伪军不信，就关起来了。后来我爸爸花了不少钱，才把堂哥保出来。这个堂哥解放后一直在湖州南浔的药店里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去世了。如果让我讲抗战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堂哥教我唱《抗战胜利歌》的情景（讲到这里，邱先生再一次大声唱起来）。“抗战胜利，抗战胜利，杀汉奸，杀汉奸，组织民主政府……”(都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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