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申赋渔特稿）

　　【南京日报报道】这是一位只有小学学历的博导对父亲的绵绵怀念，因为父亲对他不只是父亲，还是人生的导师与学问的领路人。中国“诗书传家”的传统在这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里得到具体形象的体现。温馨的回忆却夹杂尖利的社会背景，让人慨叹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全世界最完美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情况下都承载着民族精神的精华，至真至善至纯的境界为后人“高山仰止”。父亲走了。

　　许结

　　趴在父亲的床边，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他轻声地喊着，可是父亲还是一点点地离去。许结满脸是泪，他无能为力。什么也不能换来父亲的微笑了，哪怕只是短短一瞬。“父亲坐在椅子上，手里握着拐杖，朝我笑着。我悄悄地问姐姐：爸爸不是去世了？姐姐说，没有。我高兴了，坐到爸爸边上，握着他的手。他笑着，朝我点头。我不敢相信是真的，怕是在做梦。我用手掐自己，使劲地掐。我知道，如果在梦里，用手掐自己，是不会疼的。我感觉到了疼。爸爸真的没有走。可是，我又是明明白白看着他走的，明明白白看到许多人来送行，明明白白地把他送到了墓地。我又问姐姐。姐姐说，你那是在做梦。爸爸好好活着，这才是真的。爸爸是活着呢。我笑起来，笑着，醒过来。”漆黑的夜里，许结醒过来，坐在床上，大声喊着：“我不要醒，我不要醒。”默默流下泪来。2005年6月7日，90岁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深爱他的儿女和他深爱着的世界。1957年。父亲被抓走了。许结出生才几个月。父亲是“右派”。被送到了大连山劳教，开山炸石。“在父亲隔床的，原先是位体育老师，身体棒得很。有天一早，听到有人在喊。他死了。累死的。父亲第一次觉得了恐慌。他想，我回不去了，回不去，一家人怎么办？”时隔不久，爆炸后滚落的山石砸断了父亲的左腿。高大英俊的父亲，永远地拄着了拐杖。父亲说：“腿断了，倒欢喜起来。因为让我去看小卖部了，不用去抬石头，我欢喜地想，恐怕能够看到家人了。”父亲是1960年回来的。回来时，母亲已经去世。父亲的劳教给母亲最沉重的打击。整日陷在悲伤中的母亲要抚养7个儿女。她太累了。母亲走了，许结才3岁。他已经不记得母亲的面容，可是他一直记得母亲去世那天，全家悲泣的哀伤。此后，他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没有工作。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餐桌上，日复一日的，就是青菜、豆腐干，终于，孩子们不愿意了。父亲就把青菜做成两种，并幽默地说：“一样菜，两碗装，茎炒干丝叶做汤。”孩子们眼中的父亲是永远打不垮的，永远微笑着拄着拐棍忙碌着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桐城学派的继承人，著名唐诗研究专家与才华横溢的诗人。父亲唯一与别人父亲不同的，是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教他们吟诗、写诗，好像生活的困苦被诗稀释了，想不到了，就高兴了。“有一天，我放学回来，父亲兴奋地对我说，你把眼睛闭起来，闭起来。我闭起来，父亲把一个什么塞到我手里。睁眼一看，我激动得直跳，是只大山芋。”“那个时候，一家人一天的菜金才两角钱，可是父亲还是做出一个决定：谁要是背出一首诗，就给1分钱，到公园路买一块‘小白兔’糖。家里什么书也没有，只能背《毛主席诗词》，父亲就用它教我们平平仄仄。”父亲也有严厉的时候。红瓦青砖的老屋前面，有一棵枣树。甜甜的枣子比糖还诱人呢。枣子红红地熟了，邻居挥着长长的竹竿，打落了一地。许多孩子都来捡，许结也去。父亲喊了他回来：“树不是你栽的。”一粒枣子蹦在了窗台上，父亲拿了它，放到树下。“君子固穷，不劳动者不得食。”因为这件事，许结记住了父亲这句话。也就是这样一件件小事，让许结渐渐长大。1970年，许结13岁。这一年，许结与父亲一起，开始经历一生中最为悲惨的8年。

　　许结

　　上初一，和同学们一起被疏散到郊区劳动。许结去的是梅山铁矿。不知道要去多长时间，父亲只拿得出10块钱。“我知道父亲这钱来得太不容易。别的同学一顿花5分钱买菜，我花1分钱买菜汤，泡饭。”劳动了一个月，回到家，父亲仔细地看看我，什么也没说，忽然流下泪来。原来有同学回家拿东西时，把我天天喝菜汤的事，跟父亲说了。只看到父亲两次流泪。这是第一次。在这之后不久，我就跟父亲一起，被下放到老家——安徽桐城的农村。父亲第二次流泪，是8年之后。一到农村，先是自己盖房。在村子的边上，自己做土砖，砌墙，盖上两间茅草的小屋。姐姐、哥哥、我和父亲，在此安下身来。父亲因为腿残疾，只能给生产队喂猪、放鸡。“空山挥杖影，大野祝鸡声”，父亲在空旷的荒山上一边赶鸡，一边写诗。蒙冤、劳教、抄家、放逐，父亲旷达豪放，谈笑风生。“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跟着父亲吟诗作对了。”他们要下地干活。许结挑土，13岁的他，已经能一天挣3分5厘的工分了。天不亮就要起床。干完活儿回来，父亲已经烧好了早饭。地里的活总是没完没了，大早出去，天黑回来，总是这样。许结水土不服，浑身一块块地红肿，流脓、流血，这肿块，又在无休无止的劳动中，最后结成一身的疤痕。只有下雨天才能休息。父亲坐在许结边上，给他讲上一段历史，许结就不觉得了伤痛，甚至不知了身在何处。父亲让许结写一封信。他拿了笔，手却抖起来，久不写字，已经不知从何下手了。父亲的眼神忧伤得让许结心碎。再一个雨天，许结跑到几十里外的县城，买了笔墨。每天都在等着下雨，因为所有的晴天都不属于自己。包盐包糖的纸是许结的宝贝。那是《资治通鉴》、《史记》上撕下来的散页。许结细细地读着上面的每一个字，读完了，再练字。幸运的是，父亲什么都懂，父亲什么都能教他。他不知道，整日拖着病腿养猪喂鸡的父亲，20多岁，就已是大学教授了。在父亲微微的颔首中，许结的文和字慢慢长进。文字的乐趣完全地消融了田地里漫长无边的苦累，甚至没有了孤独与漂泊。父亲在哪，哪就是家，就是依靠。“父亲不能做重体力活，甚至要我们的工分养他。可他就是我们的依靠。想到每天下工回来了，他在家等着，心里就踏实。他身上有着一种压不垮的东西。”1975年，许结去了县城，在县城当上一名工艺雕刻工人。对于只上到初中一年级，已经18岁的许结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出路。父亲和姐姐还在乡下。60多岁的父亲仍然养猪，20多岁的姐姐仍然挑土，直到1977年。因为心脏病、冠心病，父亲回到南京治疗。姐姐也在南京找到工作。可是村支书放出话来：“女儿是知青，可以走，但是老爷子是‘右派’，不回来，女儿的户口就不能迁出去。”1977年春天，长江岸边一排杨树上已经绽出了绿芽，南京下关四号码头上，一身是病的父亲与女儿在长长跳板的两端挥手告别。女儿已经回到南京，父亲去乡下那间茅草屋换回女儿的户口。他们只知道，这一去，病痛再不能得到治疗，他们不知道，等待父亲的，还有想象不到的非人折磨。一声汽笛，轮船渐渐远去。女儿在岸上痛哭失声。父亲没能回到自己的茅草屋，一到村里，就被绑去了大队部。他是差点一去不回的“右派”，理应受到更为疯狂的批斗。父亲一个人被关着，等着间歇性的批斗。站着，腰弯着，头深深地低下来，一直站着，直到站不动了，倒下为止。因为大队支书的权威，甚至没有人敢给父亲送饭。许结没有看到父亲，但终于托上一位不会受到报复的烈属来给父亲送饭，一天一顿。父亲所受的折磨加倍地压在许结的心上，只是一个工人的他却无能为力。一年过去。忽然有人悄悄捎信给他，父亲不行了。从县城，许结赶到几十里外的村大队部。随他而来的还有数十名知青。许结冲进去，昏暗的光线中，父亲蜷缩在墙角的地铺上。“爸爸，我来接你了。”父亲翻过身，一头斑白而杂乱的头发，长长地披在肩上，脏脏的胡须盖住了半个脸。父亲看看许结，嘴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眼泪淌下来。许结抱起父亲，夺门而出。父亲就这样被“抢”回到了南京治病。就在大队想方设法要把父亲“捉拿归案”时，平地一声春雷，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父亲戴了20年的“右派”帽子被摘了。父亲已经63岁。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时代甚至充满了传奇。关注大学教育的父亲给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写了一封信，谈南京大学的改革，谈教育的实质与内涵。短短一封信文采斐然，见识超群，让爱才的匡校长击案称奇。不久，南京大学的聘书送到了父亲手里。阔别20余年，父亲重新站上讲台。也许，谁都不能够真正理解，重返讲台，于他而言，意味着什么。13岁，他的祖父母离世，14岁父母双亡。孑然一身的他，远走他乡，刻苦求学。21岁，从无锡国专毕业后，立即踏上讲台。因为过于劳累，因为对教学的虔诚，他得了严重的肺病，常常咯血讲台，却不肯离开。学生痛心不已，他却淡然处之：“教师教死于讲堂，是男儿得意收场。”他没有倒在讲台，命运却更为残酷地让他远离他离不开的讲台，一去20年。现在，父亲拄着拐杖，重又站到讲台上了。他神采飞扬，他完全不像一个60多岁的老人。他的才华和激情换来一阵又一阵雷动的掌声。教室里黑压压一片，大门口、窗台上挤满了听课的学生，甚至讲台上也站了学生，他连转身走到黑板前写字，都很困难。父亲重返讲台的那一年，许结也回到了南京，在南京六中修理课桌课椅。木匠许结有了更多属于了自己的时间。他开始写作。1979年，第一篇文章在《南京日报》发表，1983年，第一篇论文《“披发下瀛洲”考辨》在《光明日报》发表。每有小小的收获，最高兴的是父亲，如果收获够大，父亲更以诗相贺。而父亲的诗，则是许结最为珍贵的礼物。“总是想给父亲意外之喜，就一直往前。父亲其实也不知道我的将来会如何，只是一再跟我说，胸中有才了，才会不错过机遇，才能成就大事。”1984年，许结从南京六中调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资料员，一当就是5年。扛一捆又一捆的书，盖一个又一个的章，没完没了地登记书刊杂志的名字。这是工作。然而，只要能够尽情看书，一切就无所谓了。资料员许结，蜗居在资料室中，却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读书》上一篇接着一篇发表着论文。1989年，南京大学破格将许结聘为教师。

　　许结

　　32岁，他终于能像父亲一样踏上了大学讲台。同样兴奋不已的父亲以诗相勉：“讲席生涯四代传，而今气象更新鲜。春风苏皖连齐鲁，不钓虚名种福田。”和许结一起下放农村的哥哥被安庆招去当了水手，他刻苦自学，如今也已是大学教授。父亲一手带大的四兄弟，3人当了教授，1人成了有名的篆刻家。而急于追回时光的父亲，几乎所有空闲时间都在思考着如何讲课。第二天要上课了，当天下午，他什么也不做，一个人沉默地坐着，细细地排演着他第二天的课程。整整一个下午，他一动不动。第二天，上课了，他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就来到教室门口。时隔多年，仍有许多学生会常常想起那个含着笑，早早在教室门口迎候他们的白发老师。2005年，就在父亲病重住院期间，一名他40多年前的学生从美国回来找他。他说，当年家中困难，考上了清华大学，可是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没有。路费是父亲给的。可是父亲从来没有提起。问他，他说，不记得了。当了一辈子老师的父亲，对孩子有着别样的心情。在他的晚年，每当看到天灾人祸，特别是有孩子遭受了灾难的报道，就会痛心疾首，夜不能寐。“父亲弥留时，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我要上课了’。”1989年，许结成为大学教师，站上了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的讲台；1990年，许结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汉代文学思想史》出版；2001年，许结被南京大学破格聘为教授；2002年，只读到初中一年级的45岁的他成为博士生导师。

　　许结

　　是勤勉的、谦逊的、内敛的，然而在父亲面前，他却流露出孩子似的得意。每每有了新成就，他就会问父亲：“你没想到吧？”父亲总是摇头说：“没想到，做梦都没想到。”这“没想到”是最好的嘉奖，成为许结成就下一个目标的动力。起初，许结的新成果出来了，他以诗相贺。后来，诗无法写了，他只能微笑着听，微笑着点头。最后，连这微笑也消失了。

　　许结

　　说，回过头来想，这么多年，他只是个想讨父亲欢心的小孩。因为他知道，父亲曾经经历了什么，因为他知道，什么才能冲淡父亲内心深处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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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永璋

　　著名学者、诗人，生于1915年10月，卒于2005年6月7日，安徽桐城人。1936年毕业于无锡国立专科学校。生前曾在桐城中学、安徽师范学院、南京安徽中学、南京六中任教，1978年至1988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诗词学会及纽约四海诗社顾问，桐城诗词学会会长、名誉会长。著有诗集《一炉诗抄》、著作《许永璋唐诗论文选》等。

　　许结

　　1957年1月生，祖籍安徽桐城，生于江苏南京。1970年初中一年级时随父被遣送农村劳动，1975年至1979年在县城从事工艺雕刻工作，1979年至1984年在南京六中工作，先后做木工、仓库保管员、教务员、教师。1984年调南京大学中文系，任资料员，1989年破格转为教师，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负责人、教研室主任。中国辞赋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香港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著有《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国文化史论纲》等著作十余部，在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编辑　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