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另类贪官余斌：游走于红与黑间的争议人物

　　在变革时代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中，犯罪者也不可能是脸谱化的。无论是罪大恶极还是善恶参半，只要触犯了维护社会公正的法律，就必然受到无情的鞭挞。

　　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受贿案经媒体披露引起广泛关注，舆情焦点锁定余斌“将受贿款用于公务开支和扶贫帮困”。对这个似乎游走于“劫富济贫”与贪污腐败之间的“悲情人物”，群众、专家看法不一，正反两方又众说纷纭。

　　在“口水”酣战之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赶赴岳阳市及下属的临湘市，采访了余斌和当地知情人士以及政法部门。

　　“另类”贪官受审记

　　2004年7月9日晚，时任湖南临湘市副市长的余斌接到“找你谈话”的通知。7月16日，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其实施刑事拘留。7月30日批准逮捕。10月22日，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余斌“自2001年4月至2003年上半年，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临湘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钟希金等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

　　同年11月25日，君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被告人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称其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用于公务开支及扶贫等，认为可不作受贿数额认定。

　　法庭认为，检察机关所指控的这22.5万元中，有9.5万元属于受贿，有10万元属违法所得，其他款项的指控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法院认定被告人所收钱财中用于公务活动等部分计7.9万元。因收受贿赂的行为已实施完毕，其赃款的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但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12月23日，君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被告人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二、依法将被告人余斌受贿所得9.5万元及1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一审判决后，岳阳市君山区检察院以“量刑畸轻”为由提起抗诉，余斌也以“不应领刑”为由提出上诉。2005年7月7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控辩双方针对余案的激烈争议声中，作出了“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劫富济贫还是贪污腐败？

　　对余案，同情者有之，认为其无罪甚至是“为民、为公受贿”者有之，也有人认为余斌有罪当罚。以下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摘录的部分群众关于余案的代表性观点：

　　——对于社会“孝敬”给官员圈子的钱，是个人收了再支配，还是通过政策调节，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措施。“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余斌的行为，体现了这种原则。这种人被判刑，是“教条执法、僵化执法”。基于对此案背后原因的猜测，不少人认为“余斌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副市长拳拳爱民，为什么不通过合理合法的组织程序、行政举措来为民谋福祉？行贿者牟利，早晚而已。“为民受贿”，余斌要么在撒谎，要么真的不清楚自己在受贿。如果是后者，说明腐败深入官员的骨髓：不太富裕的地方官员事权与财权有冲突，“弄钱”成为官场“潜规则”后，将赃款个人支配顺理成章。

　　余斌：“我是收钱用公”

　　在临湘市文白乡，余斌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45岁、略显清瘦的余斌侃侃而谈，语调很高，语速很快。

　　“媒体对我的报道，我有两点看法：一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有自首情节没报道；二是我收的钱主要不是扶贫，而是用于公务开支，我是收钱用公。”

　　“我个人没有占有，也没有个人占有的目的，我把收的钱以教育局的名义拿出去，构不成受贿。用于公务活动，怎么成了问题？”余斌说，“临湘市财政极为困难，预算中不可能安排分管线上解决问题和协调矛盾的工作经费。而在当前的客观现实中，解决具体问题和协调矛盾又必须以经济为基础。”

　　“我这个人平时对钱很不看重。我拒绝过多次红包，这些在教育局是有记录的。”余斌说，当教育局长一年多，仅一些朋友们送来的烟酒价值就达3.9万元。“办公室装了一大柜子，公务招待活动时，我就让下面的人去拿。我开玩笑说，你们别拿光了，我也是抽烟的。”

　　对于法院认定余斌收受钟希金9.5万元贿赂，余辩白：“基建项目按照现行的招投标体制，材料价格等水分很多。基建老板利润中间本来就包含着类似业务费的东西，你不收，就变成了他的利润。收了，还可以解决别人的一些实际困难。我存在一些受贿行为，但并不见得要被判刑。”

　　“为什么你不将受贿所得上交？”记者问。

　　“别人送钱你上交，同僚们怎么看你？我上交，就会得罪人。我收钱的时候，感到工作需要，就作了用于公务活动的打算。作为一个副市长每年的经费开支只有1万元，还包括汽车的维修和油费。我也知道这些钱入账(单位财务)后就没问题，但关键是钱一旦入账，我就无法支配，想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

　　“这些钱在我手里支配，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比上交的效果好得多。”余斌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03年春节前，临湘市3个下岗职工来市政府，说是没钱过年，请求政府关照。“领导要我来处理，我叫他们到我办公室，拿着600元钱高高兴兴地走了。”余斌说，这些事情如果走正规渠道，得先向财政打报告，程序复杂不说，还根本办不到。“我其实对当不当官并不在意，我当官是出于良心和责任感。我认为有些钱，交公是为小公，不交公是为大公。”余斌说。

　　“双面”余斌

　　对余斌，临湘不同层面的人看法大相径庭。一些昔日僚属认为余斌属于那种敢干事、“有魄力”的领导。主政教育局一年多，就将原来破旧的办公大楼拆掉，投资800多万元新盖了一幢办公大楼(尚欠工程款400多万元)。这幢楼，至今让临湘市委、市政府办公楼亦显寒酸。此外，担任过多年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的余斌还一度“铁腕”查处过多个同级干部，“我还找副处级干部谈过话。”余斌自述。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余斌是一个“胆子大”、讲“哥们”义气的“草莽英雄”。当地有人敬畏地说道，“临湘余氏”很“显赫”：余母曾是商界能人，退休后被一公司“高薪聘请”。余的一些亲戚、朋友在公安、政协、金融等重要岗位任职。“关系很广，领导都忌之、用之。”一位临湘籍干部告诉记者。

　　关于钟希金贿赂一事，检察机关给《瞭望新闻周刊》勾画了这么一个过程：获悉项目信息后，钟送出第一笔贿金1万元，钟所在公司不久在办公楼工程中中标，签约后，在付相关工程进度款、陪同余斌一行人赴厦门和深圳等地“考察地板砖、大理石”等交往环节上，钟都奉上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及烟酒等物，余大多一一收纳。

　　还有两笔余斌的“非法所得”也耐人寻味：其一是王某送给余“竞选副市长的活动经费3万元”，另一笔是李某送给余“打牌翻本的5万元”。“一个党多年培养的干部，在别人送钱给你搞选举、拉工程这样的严肃问题上立场不稳，你能说是原则性强？收别人的钱打牌，能说不是供自己挥霍？”一位岳阳政界人士愤然地说。

　　至于余“经费只有1万元，不如打工仔”一说，临湘市有关人士说，市里财政虽紧，但市级领导的办公经费还是有基本保障的。“正常公务接待，一般是市委、市政府行政后勤部门埋单，另外市级领导配了司机、车辆，还有办公室、办公设备和办公用品等，开支怎么也不止1万元。”

　　“通过一件事，你们可以知道余斌在临湘的形象，”岳阳市一位检察官一字一顿地说，“余斌是临湘市人大代表，拘捕他之前临湘市人大常委会投票表决，全票同意停止其人大代表资格。”

　　司法：余斌想把自己洗白、描红

　　岳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许太说，反贪局查办余案时，涉及金额近40万元，检察机关认为有证据证明为受贿所得的就有22.5万元。对于所谓“用于公务开支以及扶贫的15.47万元”，有许多款项是“说不清楚的”，比如2003年余斌给付某乡上交财政税费5万元，实际上是余斌以个人名义借给该乡财政10万元，案发时乡财政已归还了5万元，在财务账上仍体现为乡财政欠余斌5万元。

　　关于余斌的“自首”，检察机关认为，余斌虽在检察机关侦查阶段“很配合”，但“我们事先掌握钟希金行贿一事，后面许多情节都是余自己交待的，供认同一罪名的不同情节不能认定为自首。”

　　余案公诉人之一、湖南省“十佳公诉人”韩晓雷说：“余斌当时并没有将所谓15.47万元用于公务支出、扶贫等讲清楚，你们可以去查案卷。”一位资深检察官分析：“在检察机关侦查阶段，是犯罪嫌疑人最急于替自己辩解的时候，余斌这个阶段不说清楚，而在法庭上却冒出来，终审后又炒作，无外乎想把自己洗白，甚至描红。”

　　作为余斌案二审判决主审法官，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陈勇也认为已经对余斌“酌情减轻了罪责”。事实上，余斌所受的王某所送3万元“选举活动费”和李某所送的5万元“打牌本钱”是否认定为受贿也在两可之间，“但我们本着疑罪从无的态度作出了有利于余斌的判决。法院认定余斌受贿9.5万元、用于公务开支和扶贫7.9万元，假如能冲抵，余斌受贿还有1.6万元，也达到了实刑标准，应该说法院对余斌的判决是宽容的。”陈勇说。

　　“我们认为，即使余斌真的将受贿所得全部捐出，他的受贿行为也已完成，判三缓五是网开一面。”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负责人指出，“尽管在目前的民意‘审判’中，余斌看似占了上风，但公道自在，余斌绝不可能像他自己打扮的一样，是一个廉洁干部！”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作者：谭剑、苏晓洲、龙行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