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英雄”背后的故事

　　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60周年之际，一部长达30集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儿女英雄传》正在央视新闻频道连续播出。这部纪录著名英雄和普通抗日分子的纪录片，以真实和感人的影像魅力，让人们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而东方时空栏目为制作这部纪录片征集抗日故事的背后，却出现更多的、无法显现于荧屏的感人的故事。记者在采访这些制作抗战纪录片背后的故事时，发现它们和正在播出的抗日故事同样的真实和感人。

　　读者也许都有记忆，在2004年7月20日，央视新闻频道的东方时空栏目开始了一个每天30秒钟的征集广告片，大意是东方时空将制作大型纪录片《寻找英雄》（此片播出片名为《儿女英雄传》）“请观众将自己所知道的鲜为人知的抗日故事告诉我们”。

　　这条征集广告片播出之日，东方时空百姓故事组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次大型纪录片策划的曹红晨就在节目组里预备了两部专用电话，还派了三个人专门负责接听。节目组的同志都想像，广告一经播出，肯定电话会打爆了，负责接听的同志连吃饭都不敢离开，上厕所都要轮着去，生怕漏掉一个电话。结果，非常出人意料，头三天几乎没有电话打进来。

　　望着静静地呆在那儿的电话，曹红晨困惑不已。他开始怀疑了，痛心地想，难道今天的人们对那场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灾难的战争已经忘却？这样的情景，是因为时代的变迁，还是今天人们的集体冷漠，亦或是我们做媒体的失职？

　　难熬的三天，让曹红晨的心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终于，这种“没反应”的情况在第四天里改变了。那天早上8：30，曹红晨赶到台里时，发现那两部安静了三天的电话已经不够使了。

　　原来，在央视播出的那30秒钟的征集广告，联系电话每次只在荧屏上出现几秒钟，而那些抗日故事知情人大多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听见了广告词，却怎么也记不下来一晃而过的电话号码，而对广告里说的网站更弄不懂是怎么回事，等到叫来儿子或小孙子帮着记下电话号码，大多是三天以后了。

　　从第四天开始，节目组每天差不多要接听100~200多个电话，一接通电话，大部分人第一句话差不多都是“你们的电话怎么这么难打？”“我打了好几天了！”“怎么老占线？”

　　的确，电话一直没闲着，而且每接一个电话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大部分来电话的人是抗日亲历者，岁数大说话本来就慢，还非要在电话里把整个故事讲完。有的老人讲着讲着，半天不出声了，再一听在电话那头哭上了，组里的接听记者就耐心地等，耐心地劝，所以，每个电话下来时间都不短。

　　曹红晨说，这期间，发生了好多感人的事。北京有个83岁的陈老太太，坐着公共汽车生生摸到电视台门口，说打了几天的电话打不进来，要亲自来说。她是为姑姑陈式兰来提供线索的，说姑姑原来是大家闺秀，结婚后自己跑到东北投奔抗日英雄杨靖宇，在战斗中还生下孩子，之后3个月就牺牲了。

　　一位江苏盱眙的潘仁祥老人，已经77岁了，找到节目组，讲述他13岁就入党并成为地下情报员的抗战的经历，并说自己就是电影《51号兵战》里地下情报员的原型，临走时悄悄给节目组留下一部小录音机，里面是他录制的他自己唱的几十首抗日歌曲；还有一位90多岁的刘怀俊老人，自称是《平原作战》里抗日战士的原型，怕自己讲不清楚，特别请了位作家，由他口述让作家和自己的儿子一起整理出厚厚一摞材料专门送到节目组……

　　征集广告发布后不到三个月时间，节目组收到上万封来信。在寻找英雄的过程中，节目组去了东北、南方、西北等地，从策划、拍摄到制作历时两年，共采访了700余位抗战亲历者、知情者及历史学家，行程11个省，达5万余公里，许多人物故事都是首次发掘。总导演陈真说，当年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许多已经过世，如果这次不抓紧留下幸存者的身影，将会永远失去用电视手段记录这段历史的机会。

　　让节目组特别感动的是，无论是他们到各地走访的亲历者，还是找上门提供线索的亲历者，他们都绝少谈及自己，多是介绍他们已经牺牲的战友的感人故事，并非常感谢央视能够用制作纪录片的方式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

　　节目组在东北采访时，找到了当年东北抗联老战士田仲樵，当时她已经病危在医院抢救。当听说东方时空节目组来寻找抗日英雄，她立刻睁开双眼，泪流满面地说了一句话“你们还记得我们呢！”后来，等到节目组准备拍摄时，老人已经过世。

　　在采访中，节目组还遇到许许多多当年没有参加革命组织，但是帮着军队送军粮，纳鞋底的普通民众。有位88岁的白克礼老人就专门来讲他舅舅，他的舅舅当年是普通老百姓，帮助参加抗联的哥哥送粮食时被日本人抓住，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保守了秘密，没有叛变。尽管当时并没有参加组织，他却一直希望自己也是政府承认的抗战人士，见到节目组的同志时，一直哭着问，“我算不算抗战分子？”节目组编导说，你当然是千千万万个抗日分子中的一分子。后来，节目组再次采访他时，老人已过世，他老伴接电话时说感谢你们，你们走了以后老爷子很高兴，最后他“走”的没遗憾。

　　东方时空节目组的同志们说，面对1万多封来信，我们感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纪录片的分量，而是千百万人民对当年那场战争的深切缅怀和纪念。

　　记者因为采访，也阅读了大量来信，从这些信里，我们摘编出几封，并加了标题，将其刊登出来，让我们和那些当年的抗战亲历者共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是在抗战中长大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少年儿童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动员了起来。

　　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少年儿童抗日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在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初期最早成立的抗日儿童团体是上海的孩子剧团、福建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及长沙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孩子剧团团员们在两名共产党员率领下，历尽艰辛，辗转苏北、徐州、郑州等地，一边行军，一边沿途做抗日宣传工作，无一散失地平安抵达武汉，孩子剧团的这段艰难行程和英勇的事迹，受到了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副主席党中央长江局的全体领导同志的重视，除由周恩来、邓颖超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去看望和慰问孩子剧团小朋友们外，并在武汉举办了欢迎会。共产党在汉口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对欢迎会的盛况作了热情的详尽的报道，随后《新华日报》在其副刊“团结”以整版篇幅连续三天全面介绍了孩子剧团的组建情况和从上海到武汉的全部历程，并由汉口大众书店出版了《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一书，报纸和书籍向全国发行后，抗日的少年儿童团体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起来，少年儿童抗日在各地开花。

　　随信另寄一册《抗日小战士的足迹》一书，其中收集了一些当年抗日儿童团体的历史资料，它只反映了它们的故事的梗概，而不是全部。你们可就近在北京与当年抗日儿童团体的抗日老战士们接触，你们会收集到更为丰富、更为生动的有关抗日儿童团体历史资料，他们多数已是80多岁的老人，他们都珍藏有宝贵的历史财富，趁老人们还健在时，把这财富从他那里接过来，对后世是莫大的贡献。他们是：

　　聂大朋，原新安旅行团团长，后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离休后办有《孩子天地》杂志社，任社长；

　　许翰如，原孩子剧团团长，后任文化部群众艺术局局长。离休后，著有诗集《竹篓颂》和回忆录《大海浪花》；

　　田申，原名四海男，系田汉先生长公子，幼时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曾与聂耳先生同台演出《扬子江的暴风雨》，1938年4月在长沙组织了长沙儿童剧团，任团长。后任我军第一支装甲部队指挥员，在开国典礼上曾率领装甲部队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检阅（图片刊载于《人民画报》），离休后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在京参与《黄埔大学》的组建工作；

　　黄石文，开封孩子剧团团员，外交部离休干部，在京住址待查；

　　李冬，原汉口七七少年剧团团员，原重庆育才学校学生，后送往延安，离休后，在北京为老年社会活动家，她爱人亦为北京老年模特、高级教授，他们二人多次代表中国老年人出国表演；

　　严良堃，原孩子剧团小指挥，现为我国著名音乐指挥家，曾任中央乐团团长；

　　陈模，原孩子剧团小作家，后赴延安。现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长，北京文联秘书长，离休后仍继续写作，系高产作家，作品达300余万字；

　　我们这批曾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小战士，现大多数已是80来岁的老人，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这批老同志正在编印一册《抗日儿童歌曲集》，由老同志们集资印制，拟在几座城市中开展少年儿童演唱抗战歌曲的活动，以对少年儿童进行一次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教育。

　　（注：作者为武汉的叶伟才）

　　哥哥，我在歌声中祭奠你

　　1996年我参加北京航联组织的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墓清明节祭祀活动时，有一位老战士对我说：“你哥周唘多，真是英雄啊！1940年1月1日元旦是休息日，他没有外出。在等天津家中给他寄西服包裹来，以便3月10日毕业后节假日可穿。但当日值班者外出，日寇飞机突然侵袭昆明，他是随队驾机升空驱逐日机而牺牲。”据说是有很多当年的老战士反映此事、所以不得不写了周唘多（原名：周坚———编者注）之名。

　　另外再麻烦您，请您代我找一下60多年前我哥口述教我的“寻兄词”这首歌。我就记得第一段：“从军伍，少小离家乡、念双亲终日依闾望，歌声声我只能听否？我的兄你在何方？”是1936年他参军时教我唱《寻兄词》的歌。我仍在唱，因为他说：“我走了，你仍要唱。我仍听得到的。”我是1925年出生的，80岁老人了。我仍在唱，每年清明节去南京祭奠他。该曲我只会哼哼：135‖65312‖656－‖65615‖553－‖21615615－‖3152。我不懂乐曲，可能都错了，写此以便找到这首歌。因为我还在唱，希望唱得对。

　　谢谢！更非常感谢中央电视台总是想到过去的英雄啊！你们总是不忘为国牺牲的烈士啊！（注：作者为周坚的妹妹周闰仙）

　　父亲的家是地下交通站

　　看到东方时空栏目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征集《抗日故事》、《抗日英雄》的广告后，我的87岁高龄的老母亲———刘玉清百感交集，万分激动。立即把我叫到身边，边回忆、边讲述，由我执笔把她的60多年前亲身经历的悲壮往事如实记录下来。

　　我的父亲，原名王兴余，1916年生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杨田，担任冀东军区下属三区区长。这个区方圆很大，有100多个村庄，父亲的家乡河北省玉田县孔雀店村也在其中。

　　当时我们家除了父亲、母亲，还有奶奶、伯父、姑姑等共13口人，住的是一个套院，日寇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距中心据点仅5里地的农家院，就是担负着传递情报、护送八路军干部、救治伤病员等工作的“孔雀店村地下交通站”。

　　那时经常有八路军的干部在我家休整，有位叫张朝的县委领导在我家住宿时，敌人来了。姑姑王兴茹，灵机一动想起后院粮仓的房梁上包米秆搭成的棚子。就赶忙领着张朝来到后院，正好有架梯子，姑姑帮张朝先爬了上去，还没来得及躲出去，鬼子已进了后院。姑姑顺势躲在一个空的大箕箩后面，鬼子进来后用刺刀在粮囤子里扎了几下，见没有动静，就走了。

　　1942年5月，日寇在冀东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铁壁合围”。一次，父亲护送两名八路军干部通过了封锁线，返回途中路过小王庄时，正好赶上鬼子围攻。父亲见机行事，把枪藏到一栋房子的屋檐下面，然后混进了人群里。几名老乡认出了父亲，把父亲围在中间，一位好心的老大爷还把一顶草帽扣在父亲头上。鬼子把乡亲们赶到场院里，挨个问话，父亲年轻时做中医学徒，手上没有老茧。便衣见父亲不像庄稼人，更加问得仔细。正在危机关头，一位叫刘廷章的中年汉子过来解了围。他点头哈腰的对便衣说：“长官，这是我家表姑父，是在县城里织袋子的。这次是回家盖房子来了，请多包涵。”原来刘廷章是卖猪头肉的，经常同便衣和鬼子打交道，为了生意常施点小恩小惠。便衣见有熟人说情，就放了父亲，周围的乡亲们都吓出了一身冷汗。鬼子万万没有料到，站在面前的这位年轻后生，就是令其闻之丧胆、大名鼎鼎的杨田区长。在乡亲们的掩护下，父亲虎口脱险。

　　后来，在一次反扫荡的激烈战斗中，一位化名“滚地雷”的年轻战士受了重伤，被抬到我家，父亲为他包扎后，一同转移了。闻风赶来的鬼子，发现了炕席上残留的痕迹，交通站暴露了。幸亏全家人都逃了出去，鬼子只烧了房子。从此，家里人都躲到了亲戚家。母亲则隔三差五的换地方，住在各村的堡垒户家中。这样游击式的生活过了近两年，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母亲才又回到家中。

　　1947年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过长江后调入了空军，1950年母亲被上级领导特批也成为一名战士。这对患难夫妻终于团聚了。1960年父亲转业到地方，改名王春复，曾任301铝厂(现抚顺铝厂)工会主席等职。1993年因病去世。除了母亲，现已81岁的姑姑也健在。在父亲的家乡，很多70岁以上的老人只要提起杨田，还会滔滔不绝地讲出他很多鲜为人的抗日故事。（注：作者为抚顺铝厂退休干部王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