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三姐妹25年苦寻中国父亲续:相识人回忆当年事

　　《半世离别 俄罗斯三姐妹25年苦寻中国父亲》追踪

　　俄罗斯三姐妹寻亲进程一筹莫展 相识人深情回忆当年事

　　李寿年曾经泪流满面思亲人

　　晨报讯：俄罗斯姐妹跨国寻亲事件依然艰难进行，这其中获得了众多读者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昨日的报道中提到，家住伊宁市的一位俄罗斯老人找到伊犁的宣传部门表示，他知道李寿年的下落，李寿年在伊犁察布查尔县的干女儿家居祝昨日，当两位老人带着记者寻找后发现，要找的人不是李寿年。

　　与此同时，塔城地区也传来消息，李春英找到了，但经证实，李春英的哥哥不是李寿年。

　　李寿年到底在那里？记者找到这些曾经知道或者见过李寿年的知情人，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回忆片段中，再次判断、再次印证……

　　塔城地区俄罗斯协会会长蓝松山连续3日来，一直在为俄罗斯三姐妹寻亲的事奔走，10月18日，他去了塔城市的杜别克街道办事处、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将全部档案调出来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李春英这个人，更没找到叫李寿年的人；在派出所户籍资料上查到一个叫李春英的人，但按这个地址蓝松山会长却没找到李春英，周围的邻居也说没见过。

　　就在这时，一个电话打进本报。“我嫂子叫李春英，她的电话是……”一位姓李的读者提供了这样的线索。

　　昨日13时许，记者将电话打进李春英家，“她出去买报纸了。”李春英的老伴接了电话。

　　约半个小时后，李春英将电话打了过来。“昨天晚上接到在乌鲁木齐的小叔子的电话，说晨报在找我，所以一大早我去买晨报了。”

　　李春英叙述说她的哥哥叫李春堂，嫂子叫柳拉，他们在苏联结的婚，1955年回到中国北京当翻译。“1956年去我看他们时正好生下第4个孩子，1959年他们全家以及我的父母又回到苏联，从此一直在国外定居，哥哥在1993年去世。”

　　听了李春英的叙述，可以知道俄罗斯三姐妹要寻找的父亲不是李春英的哥哥。

　　昨日，记者通过伊宁市飞机场路社区居委会找到了葛丽娅老人，她今年七十多岁，在飞机场路社区生活了四十多年，是社区里惟一一户俄罗斯族老居民，也是社区里惟一了解李寿年情况的人。

　　“李寿年以前就住在我们家前一排房子里。”提起李寿年，老人陷入深深回忆。

　　解放前，李寿年曾经是伊宁市的红人。那会儿，因为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又有学识，很多人很仰慕他，这一点，我没认识他前就听人说过。

　　后来，我和俄罗斯三姐妹的母亲塔玛拉的妹妹在一家医院工作，就这样，我认识了李寿年。

　　塔玛拉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她嫁给李寿年时，我们都希望她幸福。他们刚结婚的前几年，听说很幸福，五几年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塔玛拉突然带着孩子离开了李寿年。

　　后来，李寿年就搬到我们家前一排房子里，也就是现在的飞机场路社区。那会儿，这个社区的俄罗斯居民还比较多，华侨也多，大家都不和他来往，背地骂他负心人。

　　李寿年是个很傲气的人，当时，他住在这里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已经坐过一次监狱，出来的时候，生活很窘迫，又没人愿意理他。即便这样，他进进出出仍然旁若无人。所以，以后的很多年，他究竟生活得怎样，这里的人都知道得不多。

　　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附近居民突然给我送来一封莫斯科的来信，是写给李寿年的。他们说上面都是俄文，就把信送到我这里了。那会儿，李寿年已经从这里搬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了。我打开那封信一看，才知道是莉莉娅找他父亲的，信上说，塔玛拉已经过世一年了，莉莉娅姐妹想见她们的父亲。看到这封信，我心里百感交集，想到塔玛拉这些年的不易，李寿年在这里颠沛流离的生活，我决定给莉莉娅回一封信，帮助她找他的父亲。

　　几天后我给莉莉娅写了回信，我说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愿意帮助她，因为她的母亲塔玛拉是一位好母亲，我作为一个母亲也不愿意看着孩子没有亲人。信发出以后，我还特意去打听莉莉娅如果来这里要办理什么手续，但后来，我一直没等到莉莉娅的回信。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还在一位俄罗斯朋友的家里见到过李寿年，原想告诉他莉莉娅的消息，可他急匆匆地走了，我没也没说成。那次见面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梁刚，伊犁州经协办的工作人员，因为从小就和俄罗斯族孩子一起长大，经常帮助伊犁的俄罗斯朋友，被当地俄罗斯族人称为“俄罗斯人的代言人”。

　　今年50余岁的梁刚曾经是李寿年的崇拜者，他说，李寿年是他见过很有学识的翻译。

　　我第一次见到李寿年，是在斯大林街上。那会儿我还是个孩子，在街上玩，看到一个人西装革履的人经过，当时满街都是穿布衣的，那人特扎眼，再加上他看上去英姿飒爽的，特别好看。我问他是谁，一个老人说，“李寿年，翻译官，很有作为。”我还记得当时老人提起他很自豪的样子，李寿年的名字就这样留在我的脑子里。

　　但是后来，伊宁街上批斗人，我们一群孩子跑到街上看，李寿年也在里面，那是我第二次看到他。当时正是冬季，他穿着一件棉袄，上面还脏兮兮的，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

　　以后，我和李寿年的一个亲戚成了同班同学，经常见到李寿年。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他不但能说一口流利俄语，还会说维语、哈语。总之，伊宁人遇到语言方面的困难，只要找到他都能解决。

　　我和李寿年真正面对面交流，大约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当时，他不知道什么罪名已经进过两次监狱，境遇很糟糕，加上很多人误会他和他妻子的事情，都不愿意和他交往。有一天，一个同情他的俄罗斯朋友约我去看他，我们在一个基层办事处的值班室里找到了他。

　　当时他头上包了一块布，弯着腰窝在值班室里。看到我们他很高兴，他买来几根嫩黄瓜、几瓶啤酒，弄了一盘凉拌黄瓜，啤酒就黄瓜和我们聊了起来。那天，李寿年喝了很多，可能是担心别人听见我们说什么，他一直在用俄语和我们交流。后来，他喝醉了，哭着告诉我们，他很想念塔玛拉母女，他说他对不起她们，他没有尽到丈夫、父亲的义务，他哭得很伤心，后来我们就扶他上了床。

　　因为没有亲人，再加之他坐过监狱，李寿年后来的日子一直很艰难，幸好他有学识。我听说，后来他一直依靠给人做经纪人维持生计。1997年时，他一个朋友的女儿告诉我们，他娶了一位姑娘去了西安，据说他漂泊累了，想过几年平静的生活。

　　10月18日中午，一位叫段新亚的读者打来电话说：“我见过李寿年也见过于奇，伊犁师范学院的退休老师韩林是我舅舅。”

　　段新亚现在居住在乌鲁木齐市，当年曾经在伊犁生活过，后来又到过前苏联。1992年底从伊犁调到乌鲁木齐。“晨报17日的报道中有一段是于奇的回忆，她说她知道李寿年在伊犁曾经有两个关系很好的同学，其中一个是伊犁师范大学韩林(音译)，他是我舅舅。当时，我在伊犁时，我家有个很大的院子，舅舅常带着他的难兄难弟到我家玩，舅舅也坐过牢。在我的印象里，李寿年也来过。”段新亚回忆道。

　　舅舅非常怀念他们的同学、朋友，1988年还独自一人跑到阿拉木图找他的同学，一起到过莫斯科找其他同学、朋友，其中要找的一个就是李寿年的妻子塔玛拉，但遗憾的是没找到。

　　1993年，我在阿拉木图的一个招待所见过于奇老师，当时，舅舅准备了一些中国的榨菜、调料，让我带去拜见于奇，并塞给我一个信封，信里有一大批他和他的朋友要找的人，其中也有李寿年要找的塔玛拉和女儿。见到于奇后我将信封交给了她，但回国后因为一次意外事故，我将记有于奇联系方式的本子以及自己的证件都丢了，以后就跟于奇失去了联系。

　　从回忆中，我感觉好像在1995年见过李寿年，当时在北京舅舅带我去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和报纸上李寿年的照片很像。当时，在舅舅与朋友的寒暄中，我了解到这个朋友在北京军事指挥学院从事翻译工作，他的老婆和孩子还在俄罗斯，已经失去联系多年。

　　我想跟于奇老师取得联系，于奇老师在回忆中说好像李寿年到西安去了，而我听说北京的那个学院以前就在西安。或许我和于奇老师，能从共同的回忆中理出更多线索。

　　10月18日，伊宁市飞机场路有居民说，他听人说，李寿年已经过世了。为证实这一说法，当天下午，记者来到解放路六巷的伊宁市殡葬管理所，据说，这里五年来的过世人员名单里没有李寿年一人，“除非他有亲人或朋友在他过世时安葬了他，否则，这里应该有记录。他应该还活着。”工作人员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