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调查

　　全国村庄整治工作会议11月12日召开，建设部部长汪国焘在会上说，村庄整治工作首先要结合当地实际，在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设施的基础上推进，可针对各个村庄特点，分别采取新社区建设、空心村整理、城市村改造等不同形式进行整治。

　　今年以来，张店区加快了“城中改造”的步伐，力争到2007年，“城中村”改造完成60%。改造工程将按照一步到位、分期实施的方案进行，按照政府组织、政策扶持、市场运作的原则，具体实施中将结合“安居工程”，进一步缓解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在淄博市中心城区张店，先后有10余个农村经过旧村改造，变成了居民委员会，从最早的“城中村”改造，到今天已经整整过去15年了，一些村民都已由过去的“农业户口”转成了“城镇居民户口”。记者调查了解到，许多村改居之后的城里人，至今无法摒弃一些老的生活习惯，观念上的先天不足，是制约这部分城里人真正融入到城市节奏之中最大的桎梏。

　　房租滋养“城里人”

　　“城中村”，也有人称为都市里的村庄，它是在市区范围内使用集体土地，并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农民聚集村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中村”旧貌换新颜——拆平房建高楼，村民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42岁的张洪福（化名）家住张店区道庄小区，在2002年4月之前，他们社区就是典型的“城中村”。

　　11月5日9：00许，记者走进张洪福家时，他正跟儿子往地下室一袋子一袋子地运煤，“家里烧的是土暖，一到冬天就得早早备下煤块，今冬煤价又涨了，可得算计着烧。”

　　正值当年，虽然张洪福一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满足地说：“俺家的日子目前过得还算不错，我除了在辖区的企业上班外，出租房屋每月都能挣几个钱，这是俺家一项稳定的收入。”

　　张洪福说，当初拆迁旧屋时，他家按政策分到了2套房屋，儿子还没结婚，另一套房子闲着，自然就出租了。“你们也知道，俺村（张洪福仍然习惯把社区称为‘村’）的房子挺好租的，是套房子差不多每月就能租上300多元，俺对象没有工作，还真亏了这房租贴补着呢。”

　　记者在张店几处“城中村”采访发现，像张洪福这样“以租养生”的“城中村”居民还真不少，许多楼前都贴着写有“房屋出租”的小广告。相对于中心城区配套齐全的楼房来说，“城中村”的房子有些缺少煤气、暖气设施，有的位置较偏，档次较低，因此，只能靠低廉的房租价格吸引外地来淄博打工的流动人口。这使得“城中村”不少居民仅靠收取房租，就能维持正常生活的开支。

　　旧村改造甜了一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21世纪对全人类最具影响的两件大事，一个是新技术革命，另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31岁的耿芸就切切实实地尝到了“城中村”改造的甜头。

　　身着白色短羊绒上衣、紫色亚麻长裙的耿芸典雅大方，谈吐间显现出很好的个人素养。

　　“我们家以前是张店东北村的，父母都是农民，不像城市人有稳定的工作。那时家里住的是平房，面积虽然不小，但房子质量很差，除了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外，‘客厅’里也没有几样家具，倒是堆满了父亲赶集要卖的花盆、砂锅等物品。院子里自己盖的厕所又脏又臭，每到夏天更是满屋子飘着臭味。我有个很好的小学同学，她父母一个是工人、一个在商店上班，家里住的是楼房，厕所很干净——和人家相比，心里自然感到比人家矮一截子。上到初中二年级时，我就恳求父母给我花钱办了‘农转非’。”

　　让耿芸意想不到的是，没过3年，他们村开始改造，父母、亲戚全成了城市户口，旧房子也开始拆迁，他们家分到了3套房子。一楼的房子父母用来开了个店，他们一家4口住在四楼的房子里，六楼的房屋用来出租。

　　“那两年父母挣了点钱，我跟哥哥也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找到了不错的单位。随着条件变好，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我和哥哥就劝他们关了店，把那3套房子全卖了，然后，在紫荆园小区买了一套大房子。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我们还真得感谢当年的旧村改造。”

　　耿芸说，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之中。

　　失地“农民”担心什么

　　“楼房是住上了，每个月还能领到300多元的工资，可现在物价这么高，买粮吃菜都得花钱，不像原来自己种点就够吃的。”说这话的，是老实人王大庆（化名），他也是张店一“城中村”的居民。

　　45岁的王大庆在家排行老大，当初村里改造时，为了照顾弟弟，把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让给了弟弟，自己在一家小企业上班。这两年，企业效益不好，他每月才能领到300元左右。妻子身体不好，一直在家里闲着，最让他发愁的是儿子，23岁了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采访中，王大庆一直蹲在地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以前是大家抢着变成城里人，能体体面面地找上个工作。现在就业这么难，有文凭的都找不上工作，别说俺儿才高中毕业。这都怨俺，没觉得孩子学习多重要，心想居委会有企业，怎么也得安排个工作。他刚毕业时，居委会安排他当保安，每月400块钱，这孩子嫌枯燥，干了两个月就不干了，在外边打工也不行，愁死了。”

　　记者了解到，现在有些“城中村”居民有四大担心：担心以村社、集体所有土地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断根，吃光了原有的家底；担心就业无门；担心医疗、养老等基本保障偏低；担心生活开支增加。总之，就是担心生活没有保障，觉得刚变成城里人住上楼房却沦为新的“城市贫民”。

　　城市资源再生之痛

　　“城中村”改造注定是一个复杂的、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如何创造一种各方共赢的结果，是“城中村”能否顺利进行改造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在这场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注定各方都会有自己的“伤痛”之处。一名曾参与“城中村”改造的相关负责人作了分析。

　　A 居民精神层面很难都市化

　　对于不少“城中村”居民来说，原来的生态环境、生活习惯被打破，而新的社会关系一时又不能适应，造成生理、心理、感情等的改变和振荡。城市的生活是紧张有序和充满竞争的，而原来村子里的人们由于经济、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他们暂时还不具备融入到这种生活之中的能力，尤其在就业方面面临巨大压力，使他们依然是城市的局外人、旁观者。城市化的意义就是尽可能地使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而现在他们的精神层面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B 改造者 利益分配 无法兼顾公平

　　村民即将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之时，只能是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寸步不让，他们期望补偿自己可能因拆迁造成的损失，为今后生活提供出路和可靠保障；而参与开发的投资方，大都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如果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自然也不会硬来“啃骨头”，因此，他们要求在投资改造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张店几个“城中村”改造多是“摸着石头过河”，多是土地租赁、房地产开发或者合办企业等形式，但各村地理位置、生活水平、经济实力、人员构成等情况各不相同，改造的成果不同。有些村村民的保障比较好，而有些村村民生活刚刚达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

　　一“城中村”负责人对记者说，明年他所在居委会将参照南方一些城市的办法，实行股份制管理，由村集体经济投资建设商业经营用房，发展集体经济，每个农民都有一定的股份，减轻原村民的种种担忧。村子对文化程度低、技能差、就业困难的劳动力，进行就业援助。

　　C 流动人口 城市之痒

　　大量外来流动人口会聚“城中村”，这些人员构成的复杂性，滋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张店某饭店打工的张女士跟同事租住了一套“城中村”的楼房，入住不久，他们就接二连三地丢失自行车，最多的一人丢了3辆。张女士告诉记者：“小区管理不规范，好几个路口都能进出小区，却未设置大门和保安，而且小区物业费收得不合理，租房者的水电费比本村居民高很多。租着便宜，可住起来真不便宜，我们正打算换地方呢。”

　　刘先生曾经在一个“城中村”租房居住，他说：“我租的是六楼，图的是那里房租便宜，可我对门住着几个染着黄头发的妇女，每天天亮我上班，她们下班，我们一家睡觉的时候，她们成群结队地出去，呼呼隆隆，谁知道去干什么？因为怕影响孩子，我们住了3个月就搬家了。”

　　记者从张店公安分局了解到，由于租住人员成分极其复杂，“城中村”确实存在着藏污纳垢的现象。因此，加强“城中村”的治安管理，成为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

　　全面改造 步伐坚定

　　尽管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问题，但“城中村”改造极大地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了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其正面和主流的作用是不容否定和置疑的。

　　张店区建设局有关人员说，“城中村”改造是时间跨度较长的、渐变式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将根据长远整体城市建设和城市功能定位，结合经济结构现状、文化风貌、城市景观、各类居住人群生活能力和需求等各种复杂原因，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造，最终把“城中村”改造成周边城市协调发展、内部功能布局合理、经济健康发展、各类人群和谐共处的文明社区。

　　□ 本报记者 周天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