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沁县花甲老人自费寻访侵华血案幸存者

　　本月上旬的一天，沁县一中门前，一位头发雪白的老人在人群中分外醒目。正值下学时分，一些孩子不时地和他打着招呼。他，就是辗转省内各地，以影音形式收集侵华罪证的李国庆。

　　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从7月初开始，年近六旬的李国庆骑着摩托车开始了他的“见证侵华日军暴行签名之旅”，至今行程三千多公里，途经16个县，访问[被屏蔽广告]了一百

多位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活人”，得到了灾难幸存者的录音和摄像，现已存有7盘DV带，8张光盘。这些是比书面语言更为真实翔实的日本侵华证据！

　　李国庆的家当很重：一个书有“罄竹难书”大字、喷绘日军侵华暴行照片的大型展板，一条十几米长有20万个签名的条幅，还有摄像机、照相机等等，总重量不少于40公斤。李国庆就是骑着自行车带着这些家当奔波于崎岖山路之上。

　　有生之年多做益事

　　记者：您在着手做这件事之前，有没有利益考虑？

　　李国庆(以下简称李)：很多人问过我这句话。如果说，我有利益考虑的话，就是我想在有生之年给后人留下些闪光的有价值的东西。我曾经从事过县志编撰工作，接触过一些日军侵华时沁县的受害者。在一次闲谈中，闻听一个见证过侵华历史的老人抱憾辞世，我受到很大触动。我想，应该用镜头记录这些见证过灾难的老人，把他们的影音资料永远保存下来。

　　记者：面对一项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工作，您的决心还是很大的。

　　李：我的父母是旧社会的职员出身，我放过驴，赶过马车，当过售货员，做过教师，还跟着戏班子吹拉弹唱……七十二行，行行沾过手。我前半生遭遇的苦难，现在来看，是笔财富，也是我排除万难要做好这件事的信心所在。

　　记者：您的家人支持不支持您的做法？

　　李：他们很担心我的安全。开始骑自行车，一走就是几天，臀部和大腿上都磨出了血，皮一拉就掉一层。老伴心疼得一个劲劝我别跑了。学会骑摩托车后，我又经常碰得鼻青脸肿。我在外面跑，老伴的心也跟着我在外面晃悠。

　　记者：您的年龄是不是问题？

　　李：(大笑)我不服老。摄像机刚学会摆弄，摩托车也是刚学会驾驶，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记者：您在旅途中有没有遇到过危险？

　　李：摔跤磕碰是经常的事，我身上至今仍有许多未好的伤疤。最危险的一次，是在寿阳县羊头崖村。一个乡亲给指了一条最近的路，那是一条羊肠小路，路面也就一米宽，路旁是深沟。推着车又不方便，我一咬牙，就骑着摩托往上冲。路不平，心里又直打怵，有几次差一点就翻下沟了。上了山顶，我发现全身的衣服都被淌出来的冷汗浸湿了。羊头崖被日寇杀害了216人，其中有二十多户人家被杀绝了。想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一手资料，克服些困难也值。

　　记忆深处血色清晰

　　记者：能讲讲您取证过的印象最深的人吗？

　　李：大多数灾难亲历者已经麻木了，似乎在讲别人的故事，还有的人不善言辞，光流泪说不出话来。沁县水务局的老李给我留的印象较深，屠戮发生时，他才10岁。日本人听说八路军在他家吃过饭，就直奔他家。父亲抱着他走到门口，日本人将他摔到地上，他痛得放声哭了起来，刹那间，父亲的头滚到了他的身边，父亲的嘴巴还在蠕动，仿佛说着什么，抬头，他望见一把血淋淋的砍刀……太惨了，老李一说起来就流泪。原先，他还保存着父亲的一件血衣，后来几经搬家，血衣丢失了。时间是很残酷的东西，它会冲淡一切。

　　记者：您听到的最为惨烈的血案是哪一件？

　　李：很多血案都很惨。就说壶关县神交村的血案吧，我都难以启齿。三百多名日本兵来到该村后，将一百多个男人驱赶至树林里，用机关枪扫射致死。然后，日本兵又回到村中，将三十多名妇女和十几名孩子赶至一个水坝上……他们逼妇女脱光衣服，一一被辱，日本兵还胁迫妇女将自己的孩子扔进水坝，有愤拒的，就将孩子用刺刀挑死扔入水中，再将妇女推下水坝……所有的人都被推入水中，水面上仍有幸存者在挣扎，日军放入草木点燃……远处的乡亲只看到火光冲天。前来验尸的乡亲根本认不清谁是谁，只好合作一坟，现在想起来简直是惨绝人寰。

　　记者：这段血腥的历史，想必您调查过的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二。

　　李：也不尽然，得了健忘症的人也不少。在沁源县韩洪村，我一连问了5个中年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村里在日军侵略时死过人。他们村一共被害了三百多人，其中有一百八十多人都是被赶到矿洞中活活烧死的。当时我就想，不管他们是真无知还是在躲避，都是不可原谅的。

　　记者：取证中有没有遗憾的地方？

　　李：有。寿阳县阳摩寺村，全村219人被杀害。那个村如今是残砖断垣，一片凄凉，早已无人居住了。该村的幸存者是4个孩子，当时，大人们被机枪射死后尸体又被放火烧，几个孩子因藏到房后经常玩耍的小旮旯里，才侥幸逃命。我费了很大力气打听到一个孩子的下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见到他的面。有机会，我还会听他讲述的。

　　记者：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过去的悲惨情景吗？

　　李：也不是。太谷曹庄一家16口被塞进菜窖活活烧死，一个女孩是惟一的幸存者。她脸上布满坑坑洼洼的疤痕，见到我后，她很害怕。我问她当时的情况，她说：“几十年的事了，你什么也别问我。”我想给她拍张照片，她的儿子和家人劝了半天，她坚决不答应。她的家人告诉我，这位老人不敢看焰火，怕听到“火烧”之类的词。那场灾难留给她的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和无穷无尽的痛苦，现在，她仍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

　　记者：听说，您还取证了很多被日军性侵害的妇女的资料？

　　李：是的。她们中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以往的经历。临县碛口镇的一位老人，尽管我多次开导，最后，她仍否认了自己所受的侮辱。事实上，无论我怎样调查取证，还是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在这场灾难的统计中缺席，也就是说，实际上，受害人数远不止现在这些人。

　　坎坷征程苦乐交加

　　记者：在寻访过程中，您有没有挖掘出新的侵华罪证？

　　李：很多。几乎每一个县里都有。在沁源县，一个退休教师观看我的展览，看着看着就哭了，他向我一边讲自己亲人被杀的事，一边哭。我的宣传形式比较灵活，有人愿意哭诉，有人愿意提供幸存者，有人愿意将亲历一字一句讲给更多的人听。

　　记者：作为一名民间自愿者，您走了那么多地方，采集了那么多证据，您觉得会不会被官方认可？

　　李：会。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让侵华战争亲历幸存者签名，并到村委会去盖章，以证明数据的可靠性。

　　记者：在取证途中，支持您的人多不多？

　　李：相当多。有一次，一辆本田车停在我前面，车上下来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叫高雨，在蒙元文化博物馆工作，她说开着日本造的车不等于漠视日军侵华的那段历史，她硬要塞给我200元钱，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在太原的一次展览中，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对妈妈说：“妈妈，我要支持爷爷走下去，请你给我5元钱。”当我将这5元钱拿到手里时，激动得连“谢谢”也忘了说。

　　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小摊上吃饭时，一位做生意的温州人看见了，领着妻子过来，给我要了几个菜，非要请我吃饭；在榆次广场，我办展览时，周围做生意的人纷纷给我腾地方，有的送水，有的送饭；在武乡，一个旅游团赠给我很多书；在修文，天很黑了，我还没有找到便宜的旅店，这时，修文火车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走到我面前，帮我找到了一个住宿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每一次，我都非常感动。这也是鼓励我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记者：有没有遇到不支持您的人？

　　李：有。在榆次张庆村，我在村委会门口拉开展板，铺开万人签名的条幅，旁边一小卖部老板过来说挡了他的生意，拿了个扫帚划拉说要扫地，我说呆会儿我帮你打扫，几位老人大声说这是人家的地盘，老板就比划着要打我。我只好收起展板条幅离开了。

　　记者：在取证中，您是否建立了详细的档案？

　　李：还没有。我每天都记日记，哪怕是在黑灯瞎火的地方。我想，有时间我会将这些资料整理归档的。

　　记者：您还打算继续走下去吗？

　　李：是的。我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取证，没有特殊情况不会停下脚步。

　　记者：您将以什么方式给自己的这次行动画个圆满的句号？

　　李：我初步设想最后要举办大型的向日声讨赔偿的活动。前段时间，我去了趟北京民革委，那里的同志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想在北京天安门办一次展览。这两个愿望可能都会实现。

　　本报记者高辉

　　编后

　　编完这篇特稿，我们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六十多年前，日寇铁蹄蹂躏中华大地，制造了无数惨绝人寰的屠杀无辜同胞的血案。岁月的风尘虽然消蚀了殷殷血迹，但抹不去当事人心灵永久的伤痕。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国庆老人自费收集血证的壮举十分令人景仰和感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载这一笔笔血债，就是让青年一代牢记中华民族遭受外侮的屈辱的一页，从而为全民族的复兴贡献一份心力。

　　(来源：山西新闻网-三晋都市报 网络编辑：闫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