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济南讯近期以来，省直某机关退休的刘大爷经常发脾气。他和老伴两人每月退休金五六千元，儿子在北京工作，女儿在国外工作，邻居们都不知道他还有什么烦心事。他向记者吐露心声：“儿女经常两三个月不给我打电话，好几年了也不来看我，我心里很烦躁。我不需要儿女给我钱，我就需要他们挂念我关心我。”他还表示，如果法律有规定，他真想去告子女。
据介绍，对子女不履行精神上的慰藉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省老龄委一位人士认为，法律这样规定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对于老人的“精神赡养”实在无法量化。他举例说，有些子女可能在其他城市甚至在国外工作，有些子女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特别忙，硬性规定子女每月必须探望父母几次显然太机械，也不大现实。再者，如果有了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强制子女每月必须去看望老人几次，子女会有好脸色吗？这样做对老人实际上是一种更大的精神折磨。
而刘大爷则觉得我国缺乏这方面的立法。他认为，随着空巢老人的日益增多，多数老人衣食无忧，却极度渴望情感慰藉和心灵交流。对老人的“精神赡养”，不仅仅是看望老人。目前，社会不断发展，写信、打电话、发邮件，都可以实现子女对老人的精神关怀。关键是法律上存在空白，很多子女由于工作压力大往往忽视了对老人的精神照顾，不把“精神赡养”当成一种法律义务。再者，有些子女也的确不愿意对老人进行“精神赡养”。由于没有相关法律规定，老人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对于这些老年人的赡养，尤其是“精神赡养”已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的刘守宪律师认为，对“精神赡养”立法的确存在很大难度，但并不是说无法实现。他介绍说，法国就有专门的规定，子女必须让父母随时知道行踪，在一定期限内必须探望父母，否则就违法。在立法中，可以借鉴协议养老的经验，也可以规定由不能尽到义务的子女出资，把“精神赡养”义务转给敬老院、社会福利院、志愿者组织等社会机构，使“精神赡养”社会化。“精神赡养”还可以借鉴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规定，出台相关规定来保障老人的“被探望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