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万兴亚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杨立雄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活着的亲人送进火葬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现代社会，不仅违反了伦理道德，更触犯了法律。但是，他认为，在谴责当事人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反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追究造成这一事件的社会根源。
我国社会保障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占人口比例较小的城镇居民占有社会保障资源的80％以上，广大农村居民仅仅占有不到20％的资源。这种分配上的不合理，特别是社会救助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农村贫困人口及边缘性群体生活越来越困难。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县以上的城镇全部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助人数达到2200万多人。而在农村，只有914．1万人得到救助，不到总人数的1％。在全世界191个国家中，我国卫生费用的公正性居第188位，倒数第四。大城市的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贫困地区的3～4倍甚至是6～7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缺位尤其突出。
杨立雄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该制度趋向瓦解。到上世纪末期，开展合作医疗的村不到4％，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失去医疗保障，家庭和个人成为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的主体甚至是惟一的主体，医疗费成为农村居民的沉重负担。
他还谈道，最近5年，农村人均收入年增长2．4％，而年医疗卫生支出却增长了11．8％。从1995年到2003年，人均住院费用由1667．8元涨至3910．7元；人均门诊费用由39．9元涨至108．2元。从调查的结果看，农民一次大病的平均花费（包括药费、治疗费、交通费等在内）达到7051元，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全部收入。而且，越是有大病重症和慢性病人的家庭，其生产和劳动能力越容易被损害，收入也相应减少，所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普遍。
杨立雄说，正因为如此，农民生病只能“小病扛，大病拖，听天由命”，部分家庭甚至为此倾家荡产。从这个角度看，尤国英亲属的做法尽管应予以道德审判和谴责，但也有其无奈的原因。
因此，杨立雄说，解决农民“看病难”，政府非得痛下决心不可，须下大力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避免类似悲剧再次上演。
杨立雄为此开具的药方包括推广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他提出，要扩大医疗救助对象，将范围从“低保”延伸到低收入且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为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20％～50％的医疗价格折扣，并对被救助对象的挂号费、治疗费予以补贴等。
对于农民工，杨立雄说，至少应建立从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到社会救助在内的一套完整的保障体系。
本报北京11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