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老人举报领导公款吃喝 遭酒店职工恶意报复

　　“我当时想跳楼。”回忆6年前的那一幕，63岁的柳康定仍然心有余悸。

　　举报信被偷看 在家遭报复

　　柳康定是甘肃省酒泉市市民，1999年7月，他反映政府机关领导公款吃喝的举报信，因邮资不足被退回，结果遭人偷看、被复印并广为散发。此后，他信中所指的诚成酒店职工先

后4次到家里“闹腾”，短短6天时间，60多人次到他家里要他“解决吃饭问题”。“最多的一次有20多人，就在这个房子里。”当初的一幕仿佛就在柳康定眼前：几十斤面粉和冰箱里的鸡蛋被糟蹋得不能食用，床铺、书柜被折腾得乱七八糟，满地是吃剩下的饺子、食用油、西瓜皮和烟头，白色的地板上黑糊糊的一层，像土匪抄家一样，“他们还对我拳脚相加。现在想起来太恐怖了，人身安全没有一点保障。”“我先后几次跑到派出所报案，他们不但不出警，还对我进行辱骂、推搡。在酒泉地区公安处领导多次督促下，直到事发几天后，公安局才派人查看现场。”

　　2000年6月2日，柳康定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将原酒泉市（后酒泉地改市，现为酒泉市肃州区）公安局副局长张跃海、柴义和派出所所长尤志平、教导员冯振山告上法庭。

　　6年诉讼讨说法

　　“打官司就是为了让公安局道歉。”直到今年7月19日，柳康定才认为自己6年来的“民告官”有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6年里，柳康定先后3次起诉、3次上诉，得到6份裁定书，结果不是“不予受理”就是“驳回起诉”。为此，他两次到北京及兰州找有关部门申诉。2005年7月19日，也就是柳康定第三次上诉至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后，他通过法院得到了“公安局赔偿的3200元钱”。“6年打赢官司，对方总算认了错，终于出了一口气。”柳康定说，如果自己不学法，这官司是打不赢的。第一次起诉时，他就买了《民事诉讼法》，此后初中文化的他买了许多法律方面的书籍。柳康定1958年从上海支边到酒泉，从百货公司退休后自己摆起了修理手表的摊子。自从开始打官司，他就很少出去修表了，更没有心思去料理家务。记者在柳家看到，家里没有任何

　　柳康定不愿意请律师，“少数律师为了赚钱，往往会误导老百姓”，他曾经告赢了一个骗过他的没有资格证的“律师”，他认为自己学了法律也会打官司。

　　因为原单位没有封闭家属楼阳台，他打过官司；退休职工的

　　对于“告状专业户”柳康定，酒泉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助理法官张晓霞的评价是：“本身是一个反腐勇士，但不懂法。”“他对法律只知皮毛，热衷于搀和别人的事情。”酒泉市肃州区信访局局长庄丽萍这样评价柳康定。据有关人士了解，“柳康定反映公安人员辱骂他的情节还是有出入，他写信反映别人到诚成酒店吃喝，也可能有利益需求在里面。”

　　诚成酒店总经理梁春辉说自己“一提到柳康定就浑身发颤”，认定柳康定写那封举报信是对她有气。1998年，梁春辉刚开始办诚成酒店时很困难，柳康定曾经主动借给她12万元，条件是“给比银行高的利息和在酒店门口摆个摊子修表”。后来柳康定“看见酒店生意好要求加息”，梁春辉就提前还了钱。梁春辉承认职工自发去过两次柳家，但没有胡闹。

　　没有被告答辩的裁定书

　　今年7月19日，也就是柳康定第三次上诉至酒泉中级人民法院后，他除了通过法院得到了“公安局赔偿的3200元钱”外，还拿到一份自愿撤诉的民事裁定书。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甘肃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张?仁仔细阅读了由柳康定提供给记者的几份裁定书，发现裁定书中没有被告的答辩，只有对原告的诉求叙述。

　　无论是柳康定提供的最早的一份民事裁定书，还是本案最后一份裁定书，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张?仁说：“在法制逐步健全的今天，出现这样的裁定书非常荒谬。从这些裁定书来看，如果自始至终没有被告的答辩，那实际上就等于法院一直在替被告答辩。”

　　而柳康定除了对几次裁定的结果不满之外，还质疑最后一份裁定书出来的速度，“那个裁定书可能是早就拟好的”。但张晓霞说，“这种裁定书都是有格式的，我们5分钟就可以出一份。”

　　甘肃久铭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廖志平则认为，这些裁定书是不规范的，但由于柳康定案一直都在走程序，没有进入实质审理，不存在被告答辩的问题。“在最早的一份裁定书中，法院怎么会以裁定书的形式，认定原告诉求缺乏事实依据而不予受理？”张?仁对此更是感到不解：这份裁定书认为“起诉人柳康定诉张跃海、柴义、尤志平、冯振山4人侵害其名誉权缺乏事实根据”，对其起诉不予受理。“只有进入了实质审理才能说有无事实根据，在被告没有答辩的情况下这样裁定显然不合适，而且缺乏事实根据也只能驳回起诉而不能不予受理。”

　　柳康定真的告赢了吗

　　柳康定认定自己花6年时间打赢了“民告官”的官司，但法院的说法却截然不同。“6份裁定书，前4份和后两份的诉求不一样，其实是两个案子，他6年打的不是一场官司。”参与过柳康定案审理工作的酒泉中院助理法官张晓霞说，“他认为自己打赢了，但这个事的性质是庭外和解，并没有进入实质审理。”张晓霞解释说，柳康定的案子是信访局列为信访案件处理的，钱是政府以“困难生活补助”的名义发给他的，法院及法官没有以任何司法文书的形式确认这些钱是给他的赔偿。柳康定第三次起诉一审裁定不予受理，上诉后自愿撤诉，“不予受理的一审裁定书就生效，也意味着他对一审裁定服判。”

　　在酒泉中院的书记员室，记者见到了柳康定的撤诉申请和这份几百字的裁定书。裁定书称，柳康定经调解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撤回上诉，法院准许上诉人柳康定撤回上诉。

　　对柳康定一案的最终结果，酒泉市肃州区信访局与张晓霞的看法相同。“最终的结果不是法院判他赢，而是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区委领导按信访案解决的。”肃州区信访局局长庄丽萍说，这次不是他依据法律胜诉，而是协调处理。“‘民告官’是一种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就不能算是‘民告官’。”张?仁认为，柳康定的官司不能算是“民告官”，但他进行的民事诉讼也能站住脚，这是一个公民选择权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他认为4人不代表公安局”。

　　那么，柳康定打官司是赢了还是输了？张?仁的看法是：柳康定的案子的确没有进入实质审判，以“困难生活补助”的名义给他的那些钱其实就是一种捐助。从原告的角度讲，赢没赢就看他满意不满意，如果满意就算赢了。“从法院的角度讲，他们的司法水平不能令人满意。”

　　“柳康定的法律意识很强，但是他的法律知识还是很缺乏。”多年从事法学研究的张?仁感叹，“民告官”确实很难，当下公民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但基层司法机关的执法水平与之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柳康定的案子也说明普通老百姓光有法律意识还不行，还需要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更好的执法环境。 本报记者 狄多华 实习生 鲁明 本报兰州11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