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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帽生意”咋就这么容易做？

　　被群众称为“卖官书记”的武保安，在担任山西省翼城县县委书记的８个月期间，以大面积调整干部等手段疯狂“卖官”，从中敛财５００多万元！（１１月２１日《中国青年报》）

　　跟其他“卖官书记”的情形相似，武保安之所以能独攥“官帽”待价以沽，诚如翼城县纪委书记张建国所总结的那样：“失去监督的权力最容易产生腐败”。这就是说，县委书记武保安能轻而易举地“批发官帽”，完全是因为对其手中执掌的公权力，失去了应有的监督。

　　我就很有些纳闷：像武保安这样，想调整干部就调整干部，想把“官帽”给谁就必须给谁——这种完全“由书记说了算”的干部任用现象，显然已经极不正常，更不符合起码的组织程序和干部任用原则。那么为何同僚们，最终仍然绝对地遵从了“书记的意思”呢？

　　对于明显暴露出腐败迹象的县委书记，不仅同级官员有监督的权利，就是普通共产党员甚至老百姓，都有监督的权利。既然职责赋予了监督权，为何坐在常委会议室里的官员、担负着纪检职责的官员，面对如此公然的违纪行为，却噤言失声呢？我认为，这是党委常委、纪检部门官员不敢监督“上司”，而不敢监督“上司”的企图，乃是为了稳定自己的“宝座”！

　　为遏制腐败现象，各级都在高喊监督公权力，甚至鼓动全社会参与监督举报。可像翼城县这样，疯狂“卖官”的腐败行为就在官员们面前，腐败分子就坐在官员们身边，却并无人有“说不”的勇气，更无人有举报的胆量。这暴露了什么？简而言之：党员干部普遍缺乏应有的正气感，而甘愿充当专权者的“傀儡”！那么，连官员们都不愿、不敢监督疯狂的专权者，则老百姓又有什么能耐？连官员都对监督腐败行为避而远之，发动百姓举报又有何用？！

　　武保安之流“卖官”的腐败行为固然可恨可诛，但其同僚们在权力监督上的失职，无疑也为其“成功卖官”创造了条件。那么，这些在腐败面前“明哲保身”的官员们，又该不该承担失职责任呢？我以为，一个官员群体，如果缺乏相互监督的责任意识，如果缺乏“疾腐如仇”的正气，如果存在害怕打破自己“坛坛罐罐”的庸俗观念，就必将使这个官员团体演变成“权力酱缸”，则不仅“卖官书记”将继续存在，且更骇人的专权现象将层出不穷！张麦

　　不可低估贪官的"反扑能力"

　　两个多月前，曾任辽宁省阜新市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退休官员王亚忱，率儿女王晓军和王晓云状告《中国青年报》名誉侵权并索赔２２０万元，曾在全国引起轰动。但时隔不久事情却起了戏剧性变化，继９月下旬王晓军等人被警方刑事拘留后，１１月６日王亚忱本人也被辽宁警方刑事拘留，并带出阜新异地关押。据透露，王亚忱被控的罪名是虚假出资罪。（１１月１８日《天府早报》）

　　阿拉伯民间传说中有个著名的“骆驼挤主人”故事，大意是主人怜悯在寒风和沙暴中受冻的骆驼，允许它将头伸进帐篷，谁知骆驼得寸进尺，脖子、前腿和庞大的身子依次挤进，最后将主人无情地踢出帐篷，独占了这块休憩地。退休高官王亚忱的暴富经历，就跟闯帐篷的骆驼差不多，先是不花分文挟权力入股，占有了华隆房地产公司５０％的“股份”，然后鸠占鹊巢把出资人高文华赶出企业，捏造证据关入大牢，将数千万元的企业据为己有。

　　王亚忱的儿子有句名言：“你要是让我爸爸不高兴，你就不要在阜新混了。”当媒体揭露王氏父子巧取豪夺、掠夺巨额民财的斑斑劣迹之后，果真是“官爸”一生气，后果很严重。王亚忱马上动用所有权力资源和关系资源进行“反攻”，反扑能力之强令人咋舌。

　　简单概括，王氏反扑术有如下特点：一是官爸官儿配合，为不法掠夺披上合法外衣。王本人在阜新官场经营多年，其女其子又分别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和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在他们的授意下，公检法机关竟可以不讲办案法定程序，以原市委书记兼当事人的王亚忱的“指示”为据，随意将华隆公司老板高文华拘捕定罪。二是要挟上级组织，个人权力严重过期透支。王氏父子所作所为，在阜新闹得满城风雨，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领导小组到他家征求意见，王亚忱竟然叫嚣：“高文华必须判刑，否则我就在网上公开退党！”这哪里像一个退休干部，连起码的法纪观念都没有。三是动用关系资源，压制舆论监督。媒体的揭丑，令王亚忱恼羞成怒，他带领官儿官女状告媒体，开出了２２０万元的天价索赔，还声称要到中纪委和中宣部投诉，妄图混淆视听，从“气势”上压倒报社，吓退前来监督的众多媒体。

　　恶人先告状，既是恶人的本性使然，也是其欺世盗名的生存策略。幸亏王亚忱父子“告状未捷身先囚”，因劣迹彻底暴露而被刑事拘留。否则，他们要是继续动用庞大的关系网，激活他们在官场的全部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更为疯狂的报复，仗着其财大气粗的底气，报社对这场漫长诉讼真难以应招。听闻王氏父子被抓，很多人都为《中国青年报》松了口气，反思王氏父子几个月来略略露出的“反扑能力”，笔者至今仍感后怕。生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