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农所种花卉被疑为有害物种 农民要求行政补偿

　　花农陈红亮的9亩“一枝黄花”被林业部门认定为“加拿大一枝黄花”，因而全部铲除。陈红亮为此将省市区三级林业部门送上被告席，他不仅要求为其“一枝黄花”正名，更要求有关部门对自己的损失给予行政赔偿——就像当年对果子狸养殖户给予赔偿一样，这是全国首例“一枝黄花”行政赔偿案。

　　陈红亮的愿望可能实现吗？

　　11月23日下午5时，陈红亮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来，骑上电动车，目标是郑州南郊的王胡砦村，半小时后到家。这是一个月来陈红亮的固定路线。

　　“从10月24日判俺败诉到现在，光往管城区法院和市中院，俺就跑了20多趟，每趟来回都得一个小时。”就因为“一枝黄花”，这位33岁的花农将省市区三级林业部门送上被告席，掀起全国首例“一枝黄花”行政赔偿案。在中原郑州，该案一度沸沸扬扬。

　　俺从来没想过要跟公家打官司

　　“除了这次，俺从来没想过要跟公家(指政府部门)打官司。”

　　1993年，20岁的陈红亮高中没毕业，辍学了，“那年开始种花”。文化虽不高，但肯吃苦的陈红亮种过玫瑰、剑兰、菊花，一路走来，这个“种花专业户”的小日子蛮舒坦。

　　那一年，在陈寨花卉市场一家种苗公司，陈红亮买了一些“黄花”种苗回去试种。

　　因为销路好，去年2月，陈红亮投资10多万元，在管城区十八里河镇小刘村租了12个大棚种植“黄花”，总面积9.3亩左右。他一跃成为郑州市范围内最大的“黄花”种植户。

　　此花到底叫做什么花？

　　今年4月，消息传来，“加拿大一枝黄花”是外来有害生物，属“禁花”。陈红亮遭殃了。

　　4月21日，省市区三级林业部门执法人员来到陈红亮的大棚区。现场专家认为这些花是“加拿大一枝黄花”，建议铲除。迫于形势，陈红亮主动铲除了4.7亩。

　　8月16日，林业部门执法人员再次出动，雇民工将陈红亮剩下的4.6亩黄花铲除、焚烧。而今，陈红亮历经两劫的大棚内，仅存200多株黄花。

　　陈红亮始终认为，自己种植的“黄花”不是世人围剿的“加拿大一枝黄花”。陈红亮手上有一个“法宝”，即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的鉴定结论：陈红亮送检的黄花样品为菊科一枝黄花属植物，产于我国华东、中南、西南等地；而加拿大一枝黄花原产北美大陆，二者有本质区别。

　　官司未了结，“国籍”仍不明

　　“俺不服。”7月19日，陈红亮将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郑州市林业工作总站和管城区农业经济委员会告到法院，索赔161642元；11月14日，陈又将管城区农业经济委员会告了，索赔282435元。

　　林业部门的理由很充分，有全国范围内对加拿大一枝黄花围剿的明令，以及河南省植物学会出具的鉴定结论，该结论断定“陈红亮种植的黄花确系加拿大一枝黄花”。

　　10月24日，第一起官司宣判，陈红亮因“证据不足”败诉。但面对两份截然相反的鉴定结论，管城区法院没有对其“国籍”下定论。时至今日，陈红亮的“黄花”国籍仍难辩，双方各执一词。

　　此后，陈红亮很快上诉。

　　陈红亮告诉记者，两起官司现在都转到了郑州市中院，“我向法官递交了‘申请鉴定书’，希望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重新对我种植的黄花进行鉴定，还它一个最权威的说法。”

　　我愿意为其他花农做一盏路灯

　　据了解，郑州市范围内种植“黄花”的，总共不超过10家，除了陈红亮、中牟花农陈东升外，其余大都是散户，种植面积从几分地到一两亩不等。陈东升种了6亩多，也被铲除了。

　　陈红亮剖析同行们的心理时说，“他们都在看我”，如果官司赢了，黄花继续种；如果输了，就不种了，也搁不住打官司。

　　无形中，陈红亮成了大家的“诉讼代表”，但所有费用却是他一人出。

　　对此，陈红亮用他自己特有的逻辑对记者说，比如骑自行车走夜路时，俺在车前挂了一盏灯，虽然表面是自己照明用，但也照亮了马路，服务了别人。

　　假如“花”真的该铲，给不给补偿？

　　另一个苦苦困扰陈红亮的问题在于，如果确认自己种植的黄花是“加拿大一枝黄花”，那政府会不会给与一定经济补偿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

　　陈红亮的观点是，当初引进黄花时，没有任何部门明令禁止或限制，在种植甚至大规模种植黄花时，也无人出面阻止，但突然之间，黄花被人人喊打，要全部铲除，这究竟谁来负责？谁来为无辜的花农们埋单？政府究竟能否予以经济补偿？

　　关于这个敏感问题，林业部门的答复是：无先例，暂时不可能。

　　郑州市林业工作总站站长高巨虎接受今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湖南某乡，当地政府为铲除一枝黄花，特地以每公斤0.24元来收购，但区别在于，他们收购的是野生“黄花”，而非人为种植。

　　据记者了解，目前在全国各省，均未发现有补偿“黄花”花农的具体规定出台。

　　“侵犯私有财产必须补偿”首次写进宪法

　　“陈红亮应该得到合理补偿。”11月23日，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郑州大学教授沈开举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既然陈在当初引进和种植“黄花”时，没有相关部门来制止，现在为了保护物种安全而将强令铲除“黄花”，这造成了种植户的“特别牺牲”，“与行政补偿的原理吻合”。

　　沈教授认为，“黄花”种植户无法得到补偿，这只能说明我国立法在这一领域的落后和空白。实际上，相关植物法规应该写明，如果有害植物对生物物种构成危害时，如何对种植户进行补偿。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3月，宪法第四次修正案第13条直接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沈教授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将“侵犯私有财产必须补偿”写进宪法，体现了对公民私人合法财产的尊重，具有划时代意义。

　　郑州天翔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华阳也认为，根据《植物检疫条例》，进行疫情调查和消灭措施所需费用和补助费用，由省一级政府从每年的植物保护费、森林保护费或国营农场生产费用中安排，“陈红亮应当得到行政补偿”。

　　“果子狸”放生与补偿的启示

　　如何“补偿”，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但解决类似问题的先例其实早已产生。

　　据《南方日报》报道，2004年初，广东省林业局、物价局、财政厅联合发出紧急处置果子狸等野生动物补偿办法的通知，凡合法驯养繁殖的果子狸等野生动物，每只补偿250元；市场、酒楼等合法经营的果子狸等野生动物，每只补偿100元。

　　郑州市林业工作总站站长高巨虎也说，去年果子狸被确定“非典”传染源后，我省要求养殖户将果子狸放生，但对养殖户每只以750元进行补偿。但高巨虎同样认为，果子狸没有列入有害生物的行列，而加拿大一枝黄花却被列为有害生物，“这在性质上有差别”，所以不好补偿。

　　对此，沈开举教授的看法是，这些“补偿”规定只是各省对具体案例的运作，补偿标准参差不齐，但它给有关部门以启示，那就是——要让“行政补偿”成为相对规范的、可操作的制度，必须出台具体的补偿标准，最好由国家相关部门统一出台。

　　问题的终极解决还有赖于《国家行政补偿法》的出台，这是这部法律什么时候出台，现在还是未知数。而花农陈红亮的“补偿”期待，也许因此更加漫长。（今报记者 张少春/文 尚鑫/图）

　　名词释疑：

　　行政补偿，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因合法的行政行为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失，由国家依法予以补偿的制度。

　　国家赔偿，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因违法的行为给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造成损害，依法应给予的赔偿。分为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司法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