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博士解码犯罪：气温升两度强奸案发率升1%

　　8月初，中央电视台12频道18：55开始播出的“法律讲堂”节目，其中一位主讲人的风采格外夺目。他就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

　　他连续10期为观众讲解如何预防犯罪，如何与不法行为斗智斗勇。他的精彩讲述，使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大增，王大伟这个名字也随着讲座的火爆走进观众心中，甚至成为偶像级人物。

　　为给本刊读者提供一个书面的“法律讲堂”，王大伟应邀将在《法律与生活》开设“大伟提示”栏目。

　　人物档案：王大伟，教育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中外警察比较硕士研究生方向导师组组长，我国首批派往西方学习警察科学的

　　一期期精彩的“法律讲堂”背后，是一个个艰辛动人的故事。为使读者更了解王大伟，本刊记者走近了这位把研究之根深深扎入民众生活的学者。

　　访谈约在王大伟教授家里，那天是10月30日，星期日。

　　人们通常会把王大伟与青少年犯罪预防联系在一起，他解释说，人们之所以会这样联想，主要是他博士的研究方向就是“青少年被害”，

　　其实，王大伟的犯罪预防研究远不止这些，他曾在犯罪时空分布研究上领先世界10年。而说起那项研究成果，他的语气中带有一丝遗憾。

　　领先世界10年的时空分布图，被无情地“切掉了”

　　“1998年，在赫尔辛基的欧洲犯罪研究所，看到所长向我炫耀他们用2万个样本做成的犯罪时空公布图，我乐了。我们的成果比他们早10年，我们的样本多达几十万个。”

　　“这件事情追本溯源应该从1985年说起，当时我被派到设在日本的联合国远东亚洲犯罪研究所学习，主要研究方向是预防青少年犯罪。”那时，刚刚28岁的王大伟发现，研究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回国后，他便一头扎进了这个课题的研究之中。

　　1986年，王大伟参与了一个国家级“七五”社科类规划项目——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这是人类历史上在研究犯罪上最大的项目，我们投入了100多万资金，调动了15个省市的资源，用了5年的时间，把全国从解放以后到1989年所有的案件都输进计算机。”王大伟用“空前绝后”来形容这个项目。

　　“可是，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却没有人教我们应该怎样研究。”无意间，王大伟却从父亲那里“偷”到一门“手艺”。

　　王大伟的父亲是一位研究食道癌的医生，他有一张中国地图，每发现一例食道癌患者，他都会在其所在的省市做出标记。最后，他发现，河南的林县和山东的东部沿海得食道癌的患者比较多，经查，原因是河南林县吃酸菜多，山东东部沿海吃咸鱼比较多。

　　“受父亲的启发，我也开始在地图上做记号。”王大伟说，“最先，我们根据计算机显示的数据，标出了一张犯罪的空间地图和一张犯罪时间地图。两张地图一合并，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较为平安三月三，

　　　　四月五月往上窜，

　　　　夏季多发强奸案，

　　　　冬季侵财到峰巅。”

　　更让王大伟兴奋的是，他发现，每年二月份强奸案最少，八月份强奸案最多，于是他总结出一个规律：全国气温每上升两度，全国强奸案发案率上升1%。之后这条规律被命名为“王大伟公式”。

　　“这绝不是开个玩笑、拍拍脑袋就得出的结论，这是我们采集了几十万个犯罪样本，经过6年多的研究，得出来的结论。”王大伟加重了语气。为了这项研究，他不仅仅是耗费近7年的时间与精力，还放弃了很多。

　　1990年，王大伟决定到英国艾克塞特大学攻读硕士，走之前，他将标出的时间和空间地图以及得出的结论都交给了项目小组的领导。

　　“很不幸，”王大伟突然降低的语气，停顿了一下，才说：“一年后，我从英国回来，发现我们做出的结论没有进入到项目最后的总成果里。”

　　负责人告诉他，因为考虑到那些结论“不成熟”，所以在最后成书的时候，就把那些内容切掉了。“再慎重一下吧。”大家都这样劝他。

　　“我没有放弃。之后在我的书里、讲课中，我还在继续做着这项研究。”王大伟说得很轻松，但他突然严肃的表情透露出其中的艰辛。

　　1998年，王大伟再次出国，他到了位于芬兰赫尔辛基的欧洲犯罪研究所。“因为北美洲没有犯罪研究所，美国、加拿大和整个欧洲的犯罪研究的中心就设在赫尔辛基。”

　　“去之前，研究所的所长给我打电话说‘大伟你要来了，我就把我们最新的犯罪研究成果介绍给你’。我问他是什么成果，他说是他们研究所用2万个犯罪样本研究出来的犯罪时空分布图。我一听就乐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比他们要早10年，我们的样本多达几十万个。”

　　这时，王大伟才知道，原来在犯罪学的研究上，中国人在世界上曾经一路领先，“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么一项好的成果被无情地切掉了。”

　　为英国人创造英语单词，为中国人引进警察学

　　“英国有警察学这门学科，却没有‘警察学’一词，这可难倒了我们三位翻译，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中国代表团来英国是学习警察学的呢？我们根据‘犯罪学’创造了‘警察学’。没想到竟然被西方人承认并沿用了。”

　　王大伟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很大的玻璃镜框，里面是一幅画。这幅画可是王大伟的至爱，它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他告诉本刊记者，这幅画是英国警察的警徽，警徽下面有一个英文单词“policeology”，这个单词是他和两个同学共同创造出来的。

　　1990年，王大伟来到英国艾克塞特大学攻读警察学硕士。同年，有一个中国代表团也到英国学习警察学。“当时我和另外两个中国学生为这个代表团做翻译。英国虽然有警察学这门学科，却没有‘警察学’这个单词。这让我们怎么翻译呀？我们三个人想了很久，最后我说，犯罪学的单词是‘criminology’，那么警察学就是‘policeology’吧。”

　　没想到，当时这个单词还受到英国社区警务之父约翰·安德逊的好评，他认为这个词很有意义，因为它是由一个英文单词与一个拉丁文单词结合在一起的。

　　“回国后，我就把这事给忘了。到了1996年，国际警长协会主席巴布维奇到公安部来讲课，当时也是我做翻译。他对我说，‘我这次到中国来主要想研究一下policeology。’我一听，当时就愣了，我又问他‘你研究什么？’他说是‘policeology’。”王大伟说到兴奋处，拍了一下手说，“哎哟，这不是我们创造的词嘛！外国人沿用了中国人创造的词。”

　　在英国求学的那一年里，最让王大伟难忘的就是毕业前夕的那段忙碌的日子。“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到图书馆去复印资料。”

　　回国前，王大伟和另外两个同学为“给国家带回点儿什么”想了很久。当时中国还没有警察学，如果能把这么有价值的学科带回中国就好了。

　　“当时去英国的时候，没有钱呀！”王大伟感慨地说：“在英国，买一本书大概需要十几英镑，甚至二三十英镑。1英镑相当于15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要买一本书就得花四五百块钱，我们买不起！”

　　“幸好我们这次去英国学习得到香港船王包玉刚的资助，他不仅为我们交了听课费，还额外支付了资料复印费。我们三个人天天晚上都到图书馆去复印警察学资料，整整三个月，我们足足印了70公斤的资料！”

　　“我们还想多带一些，但是不行。因为回国时，我们三个人只能带70公斤的东西，多带1斤就要收1000多块钱。”现在想起来，王大伟仍然认为1000多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回国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把所有的个人用品都留在了英国，就带着70公斤的资料回来了。”

　　“事实证明，这些资料对中国太重要了，等于创立了中国的警察学。”王大伟的语气很坚定。

　　　从废弃的厕所里， 考出来一位42岁的博士

　　“我一直都不愿回忆在济南当基层民警的那段生活，当时，我就住在一间碎了玻璃的废弃的厕所里。可是那些场景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至今我还会梦到周围都是厕所里的污秽。”

　　1999年，刚刚从芬兰回国的王大伟被公安大学派到山东济南的市中区杆石桥派出所挂职锻炼。

　　“从美丽的北欧一下子到了中国最基层的派出所，反差很大。”王大伟至今都不愿回忆起在派出所的那段生活。

　　虽然是去锻炼，王大伟就和派出所的普通民警一样，负责一片儿的治安，每天白天都要巡查值勤。“但一到晚上就没有什么事了。当时我就想，怎么才能把晚上的时间利用起来呢，不如准备考博士吧。”

　　一决定考博，他立刻开始行动，最主要的是向派出所领导申请一间只属于他自己的屋子。“派出所的居住环境非常差，我和许多保安挤在一个大屋子里，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因为晚上需要换班值勤，那些等待换岗的保安就聚在一起打扑克，这种环境根本没法学习。”

　　“派出所也很为难，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多余的房子。后来他们说，‘有一间废弃的厕所，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凑合着住吧。’其实，我明白，有一间厕所住已经很不错了，没办法，为了学习，我搬进去了。”

　　王大伟简单地布置了一下这个所谓的家，“我实在没有心思去冲刷厕所，就找来很多报纸，把厕所里的便池都糊了起来。”厕所有一扇窗户，却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那时正好是冬天，冷风从破碎玻璃缝里钻进来，使原本就没有暖气的厕所更冷了。“没办法，我自己花了80多块钱，把所有的玻璃都安好了。”

　　“到现在，我总是梦见我还住在那间厕所里，我的周围都是厕所里的污秽。”对他来说，这些噩梦挥之不去。

　　一盏台灯、一张桌子、一张床，就在这几平米的厕所里，王大伟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攻读教育法学。

　　“很有意思的是，我的导师竟然是我读大学时，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劳凯声。他是博导，我是博士。”更有趣的是，开学那天，王大伟到学校报到，排队时，老师指着他说：“学生家长到那边排队去。”他尴尬地笑了笑，说：“我是学生。”

　　那一年，王大伟42岁。

　　从节目中蹦出来的顺口溜变成了歌谣

　　“理论和实践是‘鸟之双翼’，在理论上，我的研究已经基本成型了，可是要把这些理论变成通俗易懂的东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过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几个节目，我把理论编成了歌谣，实现了两只翅膀双飞。”

　　在英国学习时，王大伟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英国的警察巡逻的时候看到小孩子就给他一个核桃大的小狗熊，狗熊穿着纸的衣服，屁股后面有个缎带，上面写着“say no to stranger”(对陌生人说“不”)。然后告诉小孩子，“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

　　他还发现，英国的警察提示也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我们常常在饭店看到这样一个警示牌：民警提醒你，保管自己的随身物品。可是在英国，民警会提醒你，不带今天不用的钱。”

　　小巧的玩具、通俗的警语，让王大伟明白了，一个“海归”要想真正做出一点儿成就，必须和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你必须走出你的书斋，把你那些高、精、尖的知识变成老百姓都能明白的东西。”他说。

　　通过三年博士阶段的理论学习以及十几年经验的积累，王大伟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基本成型。“但理论研究仅仅是一只翅膀，另一个翅膀是实践。”

　　从1999年开始，王大伟不断地参加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法制节目，他的理论不仅在节目中得到实践，还让他总结出一套歌谣。

　　“我从1999年一直到2004年6月，中央教育电视台3套有一个节目叫‘周末探案’，每期节目中都会播出一个案例，之后我作为嘉宾主持去讲怎么样来防范，慢慢地，我在讲解的时候会突然冒出一句顺口溜来。后来，做客中央电视台1频道的‘今日说法’节目，偶尔也会冒出几句歌谣来，当时是无意识的，也没有细想，做完节目就扔了。”

　　直到有一期，北京电视台7频道的“你该怎么办”节目组邀请王大伟做嘉宾。为了提高节目的收视率，王大伟设计了很多方案，突然间他想起了以前顺口说出的歌谣，便在节目中穿插使用了几首，节目播出以后，效果很好。从那时起他开始用心创作歌谣了。

　　“最终成型是在中央电视台12频道的‘法律讲堂’节目，连续讲了10期，我都用了歌谣，现在一共有50余首歌谣。”王大伟告诉本刊记者，解放军卫生音像社已经为这些歌谣配了漫画，即将出版。

　　“虽然火种是我们从英国引进来的，但是我们把它编成了歌谣，把它完全本土化，这正是我想要的。”王大伟笑着说。(本刊记者 杜智娜)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11月下半月刊)